（部分死难学生照片）

上网以来，我在六月里用心写过三篇祭文。其中一篇是“祭李思怡文”，另外一篇就是下面的“祭沙兰镇小学生文”。2005年6月10日，一场洪水同样先通过摧毁校舍吞噬了100多位孩子的生命，这场悲剧如今已经整整三年了。很遗憾我未能在2008年6月10日那天想起这件往事——没有人能真正地把别人的悲剧当作自己的悲剧。今天是父亲节，我突然想起汶川的父亲节正在重复沙兰镇的父亲节——再过三年，我也将在遗忘的大洪水中参与对四川悲剧的精神埋葬。没有一种哲学能冲破这样的绝境，直到十字架竖立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亚雅仑谷的月亮静止在空中。

祭沙兰镇小学生文 此次重发有多处删改

公元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小学一百多位小学生在一场洪水中死难——史称“６•１０惨案”。灾难过去第四天，遇难孩子的家长向《新文化报》记者提供了９８名失踪及遇难学生名单：

一年级计３５人：汪月、周生、王雨恒、董庆成、董学新、姜小东、许佳圆、王冠玉、王远鹏、王颖、高璐璐、张效城、侯亚男、解宇、任梦、孙启彬、李伟坤、张义晶、张士帅、王珊珊、马微、孙忠佳、李佳臣、董继成、李一凡、薛莹莹、杜宪哲、汪继远、杨承雨、杨芳雨、李帅民、徐慧慧、刘伟、常琨、张义博……

二年级计１１人：贾志博、刘璐璐、佟欣、周进、曾凡良、魏蒙蒙、胡凤南、曹丽丽、关西雅、张红雷、崔红伟……

三年级计４人：杨昆、李爽、杜美娜、曾庆娟……

四年级计６人：刘恒达、王丽、刘洋洋、陈艳、王宗其、刘洋……

五年级计１６人：李爽、孟凡绪、周广瑞、孙玉强、郑旭、王雨、孔令雪、董向前、王远成、闫海玉、甄忠强、孟乔、王红玉、曾庆明、孙玉强、刘永新……

六年级计７人：宁新、陈金秋、徐幽楠、刘美玉、张晓丹、孙忠齐、程金秋……

不知年级的：１９人王艳红、王喜艳、杨昆、邢昌俊、王广华、孟欣、朱琳琳、董新新、孙彬彬、孙守冬、孔令雨、陈思娜、孙佳兴、高宪伟、崔宏伟、王新、曹丽、徐梦阳、周迅……

记者发现死亡最多的是一年级的学生，“这个年龄的学生在镇里几乎所剩无几”。这个名单是不完全的，也不是政府发布的，而是村民和记者自己努力寻求真相的结果，这种努力目前仍在艰难中继续。想象这些孩子在水中最后的挣扎以及他们的父母和亲人这些日子里的绝望和惨痛，该如何让人痛不欲生。

沙兰镇惨案是无与伦比的。１００多孩子死了，在莺歌燕舞中没有凶手。两千多年前，伯利恒地区那个凶残的统治者希律曾经因为嫉妒将两岁以内的男孩全部杀尽了；拉结的啼哭从未停止——这些母亲“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６月１５日，遇难的学生尸体开始火化。一些承受丧子之痛的家长在宁安市殡仪馆为孩子送行；在希律若无其事的背后，我熟悉的每一个人和沙兰镇的每一个人都在哭……

中国死难孩子的血和家属的眼泪早已经淋湿了所有石头，但永远无法感动一些特殊的石头。在灾难面前千篇一律的反应又出现了：先是“死者情绪稳定”的无人性的八股文，然后掩埋、转移、抓反华势力、道歉秀，最后，通过“突出关怀”和“坏事变好事”两个经典辩证法向悲剧撒尿……这一切，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监狱里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这个，我们比伏契克更为娴熟。

地方当局尽力把这场洪水描述为“２００年一遇”的洪灾，但这种说法遭遇了网民的普遍质疑，难属显然也拒绝这种解释。有网民讽刺说，２００年以前存在相关水文记录是可笑的，因此问题并不是２００年一遇的天灾，而是２０００年一遇的人祸。事实上类似的水灾在中国几乎每年都发生，每年都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因此在举国范围内，说这场水灾是２００年一遇，不如说一年一遇、一年多遇更为恰当。仅仅今年春夏两个月内，中国一些省份就普降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大量伤亡。根据官方媒体报道说，今年５月雨季开始，洪水、暴雨和泥石流至少造成２５５人丧生。

根据当地村民的说法，洪灾发生前村民曾致电当地政府，希望能协助疏散学生，但值班官员说：“这事我们办不了！”当地的派出所接到求救电话时则声称他们正在办案，无法为村民解决问题。另据洛杉矶时报发自北京的报导，当地曾姓妇女说，有些家长骑摩托车赶往学校却被警察截住，并因无照驾驶而被罚款；而当地派出所负责人赶到学校时，只是站在那儿观看。最令家长们震惊的是，当一些教师在洪水抢救学生时，另一些人则爬到更高处而丢弃了自己的学生。更有村民反映灾难发生时教师扣住教室的门不让学生出去——香港明报报道说，有村民指摘校方不理会警報，令学生來不及逃生；洪水到來時，学校以未到放学时间为由，禁止学生离开，因而造成不少學生被洪水冲走。

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校舍问题。首先是校址问题。人们指控说，该校２００２年重建教学楼时没有慎重选址，沙兰镇小学建在全镇最低洼的地方，并且紧邻沙兰河。洪水到来，这里首当其冲被淹。据事后现场勘查，大部分教室过水上线都在两米左右，已接近屋顶。把学校建在全社会的最低处，这形象显示了对教育事业和儿童权益的“极端重视”。其次是建筑质量和腐败问题。村民告诉记者，沙兰镇中心小学学校翻建时，各村就直接从银行账户上给小学拨了１２万余元不等的集资款。而上级拨款４０万元，当时讲的是要翻建为二层教学楼，没想到新校舍建成后却还是平房。有老师告诉记者，学校原来的老砖瓦房拆掉后，新校舍是直接在原来的地基上打的梁，根本就没有垫高。而２０００年在学校教室南面建成的五户平房，地基最低是１.６米高，最高达２米，面积达学校校舍一半，建设资金仅用了２０余万元。这些信息显示，大半资金 “不知去向”或被地方官员贪污。以上两个因素对“６-１０”惨案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沙兰镇中心小学校长刘丽云对媒体说：沙兰镇中心小學的房子是２００３年的危改房，也就是说，该校舍是危楼，按有关法规，早应该投资重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５日《新京报》发表了一篇“别有用心”的文章，题目是：“国家大剧院玻璃幕墙使用特殊材料可抵挡台风”，与沙兰镇小学的危楼形成鲜明对比。该文说，大剧院的顶部总共铺设了近１万平方米的聚乙烯（ＰＶＢ）安全夹层玻璃，而玻璃幕墙不但不会脱落，而且即使遭遇了强力台风也不会破碎。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争议，人们质疑：北京有台风吗？更有评论指出，如果中国把建设大剧院的热情用于建设学校，“６•１０”惨案就不会发生了。

与此相关的是生态环境问题。这次水灾引发了泥石流，而产生泥石流的原因一般地说有两个，一是降雨集中，二是地表的水土流失——后者是因为当地长期砍伐树木和破坏植被造成的，而这些破坏性活动又源于黑龙江农村愈演愈烈的制度性贫困。《财经》杂志转引中国人民银行的青年学者孙天琦等人的一项比较研究显示，改革开放２５年间，黑龙江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居于全国最后一位，按１９７８年不变价格计算，两项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７•６３％和４•８７％，远低于全国和该省所在的中部省份平均水平。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则更为糟糕。１９７８年，黑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领先于全国，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２８•７４％和１０７•５８％；但到了２００３年，两项指标分别为９５•６８％和８５•５１％。

我们之所以把黑龙江省的贫困称为政策性贫困，是因为造成该省贫困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源问题——黑龙江省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国际市场环境——因此这种贫困显然是政策性的。北大仓在几十年敲骨吸髓的剥夺之后，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北大荒。贫困逼迫当地居民向土地搜刮基本生存资料，结果进一步造成了生态系统的破坏。新华网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２日报道：经历半个世纪的过度砍伐，中国东北林区森林严重萎缩，成材林蓄集量大幅度下降，林龄结构趋于低龄化，可采森林资源几近枯竭。包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完达山和长白山在内的东北林区，是中国天然林资源分布最集中的森林资源宝库，１９４９年后累计为国家生产木材１０亿多立方米。据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从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第２次清查到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第３次清查之间，东北林区成材林年均过度采伐１亿立方米。而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第４次清查与第３次清查相比，在清查间隔期内，东北林区成材林年均减少１•１亿立方米。新华社另一篇报导说，哈尔滨面临沙化危机，调查结果显示，哈尔滨市周边地区已形成总面积超过九万亩的三大沙化地带。森林和植被的破坏造成黑土严重流失。如今土地沙化面积每年以三十万亩的速度增加，总面积超过两千三百万亩。据《人民日报》报道，东北的黑土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中部的大片地区，以及沿哈尔滨—长春—四平一线的狭长地带。总面积７００多万公顷，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目前，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２７•５９万平方公里，占黑土区总面积的２７•１％。黑土层厚度由开垦初期的平均８０厘米—１００厘米下降到目前的２０厘米—３０厘米，平均每年流失表土０•７厘米到１厘米。三江平原沼泽湿地是中国最大的湿地之一，过去一些年，因大规模农业开垦，该地区湿地面积已减少了一半，湿地的生物种类已减少了２５％。

黑龙江省的环境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最近新华社报道承认，全国沙化土地面积约为１７４•３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耕地面积的总和；沙化的年扩展面积为３，４３６平方公里。事实上，中国２７•４６％国土荒漠化。中国的季风气候和地势特征，再加上土地沙漠化，给各地“６•１０”惨案的发生提供了充分的地理条件。

最后我们看看中国的教育投入问题。２００３年９月９日至２１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他震惊地发现，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２％，而且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只占实际支出之教育总经费的５３％，剩下的４７％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随后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仅是国家大剧院等奢侈工程，更包括“强力部门”经费连年不断的稳定增长，以及登峰造极的腐败。据《财经》杂志报道：２００４年的７月以来，黑龙江省原人事厅厅长赵洪彦腐败案及2005年３月２２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连同黑龙江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腐败案，引发了黑龙江省地方政治的雪崩。 这些官场震荡共涉及不同级别的官员上百人：省级官员七人，除了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还包括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广举、副省长付晓光、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省高级法院院长徐衍东、省委秘书长张秋阳、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启文；省机关厅局级干部３０余人，包括省政法委副书记徐春田、省人事厅长赵洪彦、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家刚、省司法厅厅长王滨起等关键部门的“实权人物”；市级领导若干，在黑龙江省１３个地级市领导班子中，目前已确认的，即有绥化、大庆、牡丹江、鹤岗、鸡西、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黑河等九个市的市级主要领导十余人。此外，还有县处级官员多人。更有报道披露，黑龙江省前省委书记徐有芳在黑龙江省任期５年内疯狂敛财２０００多万，买官卖官仅这一项就达１０００多万。黑龙江省前省长田风山因腐被关进黑狱。中国大陆工大集团总裁办米秀萍投书网络，揭露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自２０００年任黑龙江省省长、省委书记以来，与哈尔滨工大集团总裁张大成联手，以“空手道”的方式，鲸吞８０亿元国有资产。另一起骇人听闻的黑案是，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去年底於狱中离奇死亡……

沙兰镇惨案总体说，是地方当局长期以来漠视教育和权力利己主义的一次灾难性总结。这场悲剧确实不是偶然的，它也许是对“成人中心主义”社会和“权力中心主义”社会的惩罚——然而，这里的“成人”和“权力”已经厚黑到超越任何惩罚的程度了，于是这场灾难就完全成为孩子和农民的浩劫。

沙兰镇上母亲的哭泣和孩子们的尸体不是百年一遇的。如果说，学校是“儿童劳改营”的话，整个政治文化则是儿童的地狱。在西方，孩子们象天使一样被社会关怀备至，这仅仅从“校车”的特权高于警车的特权一项就可以看出来。“６•１０”惨案仅仅是近年中国“孩子之死”悲剧中最近的一起事件而已，这场悲剧一直在上演，我们有理由担心它将继续发作下去。当一个民族连孩子的生存都无法保护的时候，当一个民族让孩子住在危房之中而大人物却广厦阿房的时候，谈论民族尊严就是地地道道的双倍无耻。

沙兰镇惨案正好发生在李思怡饿死二周年这几天。李思怡留给这世界的最后“声音”是她的血手印，这个三岁的女孩为了求生用小手撕打着中国城市坚固的房门，她的手指烂了，血迹细细地印在木板上。她向整个世界呼救，没有一个人听见她的哭喊。李思怡也是在为两年以后沙兰镇的孩子们哭喊，可整个社会象尸体一样无动于衷。两年后的同一天，沙兰镇的孩子们伸出李思怡一样的小手，这些小手抱着窗户框，抓着墙壁和桌椅板凳的腿，只到死神将他们彻底拉开。人们寻找着这些小手可能留下的文化符号，实际上是在想象着用手触摸那些求救的小生命，仿佛身临其境可以伸手拉住那些不断下沉、极端恐惧哭喊的孩子们——然而，我们的手空空荡荡，我们的灵魂也随之空空荡荡，这种空空如也的精神虚脱击碎了整个时代的精神底线。无论那些泥手印是不是孩子们留下的，但在人们的灵魂里，这些孩子的求救求生的小手抓挠着每个人灵魂的墙壁，在那里等待回应，可等你用手去回应的时候却又什么也抓不到。自从李思怡粉碎了我们的骄傲，我们心灵中的这些小手印一直追赶并折磨着我们。

今天，李思怡的房间和沙兰镇的教室模糊地联成一片了，又在克拉玛伊的大火中烧为虚无。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８日下午６时１０分，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突发大火—— 密闭的会场突然起火的时候，在有关领导“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的命令中，主席台上的２０多名官员安然脱身，听话懂事的孩子们乖乖地坐在座位上，等待大火吞噬自己的生命。在这场灾难中，２８８名学生遇难。据说事后１４名责任者受到法律制裁，最高刑期仅６年。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中，２８８名学生没有给世界留下任何遗迹，他们化成了轻烟，似乎拒绝向这个罪恶的世界求告。他们现在在天堂里了，这些小天使们，如一片片白云飘过，当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永远天真无罪”的上空的时候，谁能为这阴影深深颤栗呢？从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到黑龙江沙兰镇水灾，在这时空中间狭长的沟壑中，我们时代的孩子纷纷死去、陷落——李思怡不过是这死亡之谷中飞起的一只鸽子而已：２００１年６月５日凌晨，江西省广播电视发展中心艺术幼儿园发生特大火灾事故，造成１３名幼儿死亡、１名幼儿受伤;２００２年３月６日，江西省万载县潭埠镇芳林村小学发生爆炸，导致最少４２人死亡和多人受伤，死者多是儿童;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３日晚６时５０分，内蒙古丰镇市小学发生坠落事件，２１名学生从楼梯坠下死亡，还有４７名学生受伤……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２日，中国儿童卫生保健疾病防治指导中心主任戴耀华透露，中国大陆每年约有两百一十万名儿童因装修污染引起上呼吸道感染致死，其中一百多万五岁以下儿童的死因和室内空气污染有关。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０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教育部、公安部、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等单位对北京、天津、上海等１０个省市的调查显示，平均每天约有４０名学生非正常死亡，其中约８０％的非正常死亡是可以通过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理得到避免的。而北京每学期有５０余名学生非正常死亡。这次对１０个省市的抽查显示，目前全国每年约有１•６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天约有４０多名学生死于食物中毒、溺水、交通或安全事故，这其中排除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约８０％的非正常死亡本能通过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理避免。据统计全国每年交通事故伤亡人员中，中小学生占３０％。此外，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资料统计显示：中国自杀人数每年多达２８•５万人，其中自杀未遂者为２５０万人。有研究者据此分析，实际自杀数往往比公布的自杀数高３～５倍，由此推算，中国自杀人数可能达每年６０万人以上。其中，中国青少年自杀率较高，１５～２４岁占自杀总人数的２６•６４％；５～１４岁的少年儿童自杀占自杀总人数的１•０２％（１９８８年）。如果以６０万人为基数，５～２４岁的自杀人数每年竟高达１５万人以上。有关研究一直承认，自杀是中国十五至三十四岁人群第一位重要的死亡原因。同时，中国每年大约有十三点五万未成年的孩子经历母亲或父亲死于自杀的伤痛……

悲剧在这个地方：这些悲剧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

黑龙江是我的家乡。从此以后，我关于的家乡的整个记忆将浓缩在这样一张照片上：一位母亲呆呆地倚靠在教室的墙壁上，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只是象胡杨树一样僵硬在那里。母亲被这国家和这悲剧突然冻僵了，她也不敢苏醒过来，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僵硬成为她能在世界抓到的最后的墙壁——我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等着她第一声哭喊，又祈祷这第一声呼喊来得再迟一些。中国的母亲在以后的日子里该怎样在僵硬的想象中生活？她一定千方百计地设想孩子仍活着，她每天继续把饭碗放在对面，与她的孩子絮絮叨叨；她一定不敢看别人家的孩子，而每年一到６月１０日，她将走向荒野走向河边几度晕厥；她不可能再生育了，政策在把她的孩子放在社会沟底之前也决定了她的生育计划……在这母亲面前，没有人跪下请求饶恕和忏悔，在精巧地推卸责任之后、在残酷压抑情绪之后，上演着灾民理性和恩人政治的旧戏，然后是让世界尽快遗忘沙兰；作家演绎着他们的悲伤，而记者很快被新的热点所吸收；我的故乡和她的孩子、她的母亲将再次被新时代遗弃，从前清到日寇，从斯大林到今天——沙兰河呵，沙兰河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