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在商言商，间或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一些经济评论。因此之故，应邀与该报“读者”胡德平先生有两次比较深入的交谈。一次在胡耀邦先生故居，另外一次则在胡德平的办公室，所谈话题与“政论”无关，全部是针对“中国民营企业”问题的。这些经验使我今天读到《南方周末》刊登的《胡德平：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这篇文章时，一点也不觉得吃惊，德平的思路是一贯的，他是在自己的“问题世界”里阐述自己的观点的，他的争论对象主要并不是底层左派，而是党内80年代反改革的左派势力——当然，这一左派保守思潮因XXX主义的恩赐，在90年代与民间左派思潮合流，这就是胡德平继续捍卫“改革思想”所面对的复杂局面——我更不会意外的是：网络将掀起“批判胡德平反动思想的舆论高潮”。

我无意为故人说项，但我一直认为，胡德平的保守主义观点，及其引起的左派愤怒情绪，关系到中国近代转型的那个核心问题：即中国怎样在原罪增长的基础上完成资本主义的和平转向。我们必须清楚，中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生都是野蛮的，没有一条“干净”的道路。在这一前提下，人们只能在肮脏的资本主义和血腥的社会主义之间，或者说，在相对效率和伪公正之间，进行“改良主义”的选择。中国数千年，特别是近几百年，针对财产占有关系，都理直气壮地选择了激进主义的道路。今天，中国又处于同样的出发点。这是胡德平，以及朱厚泽等“体制内思想家”思考问题的真正出发点。他们同样不支持效率名义之下的不公正，但他们宁愿通过“发展”和“宪政”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重新返回“社会主义”的旧路上去。必须承认，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情绪是非常发达并极其强大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真正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唯一的结局就是在暴力清算基础上建重国家权力支配下的社会主义。就中国知识分子整体而言，左派与自由派的分野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左派，而且是儒家左派：儒家道德主义混合傅立叶变态心理支配了灵魂。

几年前我应邀为秦晖先生的一本书写过一篇评论，我谈到过“起点公平”在中国恰恰也是一个伪问题，一个新的乌托邦。一方面，“清算”在反复无常的产权颠覆的灾民社会历史中，找不到一个“合法”的公平起点——平均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是真正合法且公平的。另一方面，“清算权”永远会建立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它重置社会资源和财产关系的任何标准，都是非公正的，并且，财产革命无一例外地将铲除资本主义可持续增长的任何成果和新的可能性。这次清算唯一的历史后果是：它未能建立起点公正，而它仅仅建立了新的起点不公正，而这一新的不公正，又构成了重新清算的充要条件。后来我在上海专门与朱学勤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之间对这一看法似乎更为一致。我认为朱学勤先生可能是当代所谓的自由主义学者中真正理解自由的少数人之一。这一看法当然无法迎合民众，所以后来我遇到一些自由派老年或青年愤青以“道德”和“穷人政治正确性”的可笑指控横空出世的时候，我根本不想与他们争论。也许这是一种傲慢——我确实认为：我完全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比如，我曾在简短批评郎咸平之后遇到过这种变态心理，这种心理往往混杂着落井下石和自以为义的伪善，他们以落魄圣人特有的穷酸来处理社会经济问题，这些攻击是不值得一驳的，这些道德批评不仅缺乏自知之明，更缺乏历史感和对经济学基本的概念。我建议有强烈的谄媚民众的虚荣心的作者最好不要搞学问，你就去搞政治。学术和政治完全是两码事。如果你一定想把这两件事情都统一到自己的头上，你早晚要载到“民众”手里。有几个“著名人士”已经在这条坡路上了。他们根本不关心什么是真理，他们每说一句话都在看听众的反映，看“人民”的脸色——他们也不是“爱人民”，他们是爱自己，爱世俗的荣耀和结党营私超过了爱真理。

左派情绪真正的逻辑归宿非常简单：他的自负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他要比资本更自私地控制一切资源。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就是一场伪道德运动，历史给人们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丰富了——除了儒家经典以外，若谈穷人正义和道德说教，共产主义的所有文献都是为这个服务的。近些年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象共产主义运动，这是合乎它自身的逻辑的——它从出生到成长，一直在“东方主义”的血脉中。事实上每一个社会都必然存在左右之争，换言之，必然存在对现有财产关系的保守和变革之冲突。然而共产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反应的区别之一是：共产主义运动将之视为敌我矛盾——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清算派属于此类——它们或者要求既存权力，或者寄望未来权力，将资本视为敌人，并以暴力方式，以公平分配的名义重建财产关系，结果首先创建清算权的代表——新阶级。资本主义运动把上述两种情绪分别给保守党和民主党，极端资本主义和极端社会主义思潮在两党之间得以抑制。胡德平的观点多少相当于保守党的观点，然而，中国是否能为这种观点提供政治文化方面的支持？他面对的不可能是民主党，而是各种颜色的共产党。

有趣的是，胡平（支持清算）和胡德平（反对清算）都在西方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中寻找支持自己的精神资源，这两者之间的理论对立暂时很难彻底判定。然而，这两大思潮从西方降落到中国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中国问题”——罗素对这个问题的信口开河使很多后来者（包括上面的“二胡”）奉行乐观主义——相反观点的两者都相信中国通过清算，或者不通过清算，就可以逐渐“溶入世界主流文明”。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事业有自身独特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晚年的费正清和早年的传教士那里更为清楚——第一大问题，灾民国家的资源匮乏更容易鼓励激进主义。第二大问题，中国缺乏韦伯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儒家资本主义在远东小国的“成功”未必能推翻韦伯的理论，而目前，胡德平激发的思想危机，恰恰说明了中国本土的精神分析符号，没有能力将这一危机对象化。

可以注意到，目前无论是支持还是批判胡德平的所谓“观点”，没有办法逃离“齐治平”的道德论断。其中一如既往地夹杂着动机分析和个人攻击：前者如“胡德平被资本家统战”了（按此逻辑，批判胡德平的人被相反的力量“统战”了），后者则“上升”到“虎父犬子”之类的“血亲伦理”原则——这就是汉语批评的那点儿出息了，千年如一日，千篇如一字。最后难免又义愤填膺一番。

我只是想提醒人们，胡德平引起的问题实在很是重要。原则上我并不反对“清算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但是，怎样思想这个“清算问题”，怎样用新的方式思考这个远东的西西弗斯困局，是真正重要的。可以说中国历代社会思潮的交锋，其实质都好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所有的政治争吵，最后都可以还原为这样一个问题。几十年前，中国用暴力战争取代思想争鸣，以传统的“毛泽东主义”的“清算模式”又一次暂时“解决”了这个争论，并通过几十年的“公平”更彻底的验证了那个清算方式的局限。然而，愚蠢总是做王，今天它又重新浮出水面。没有别的原因：中国从来没有成功解决过那个问题，因此必须重新面对这一问题。遗憾的是，透过网络上的一些语言暴力，人们能注意到，中国的伪君子与欧洲大陆的那个幽灵，又开始在中国改革肮脏的血污中握手言和了。

（2006年11月27日，该文本是与朋友通信，发表前略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