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已经年届九旬。昨天，我在一家德语媒体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记忆衰退的中国人”。其中说到：“世界对中国学生悲剧的回忆胜过了中国人自己”，该文还配发了一张照片：“中国人很高兴”。这篇文章和那些中国式的笑容蹂躏了最近几天纪念五四的各样表情，让一切“我没错”的“有选择性的历史勇气”，和“中国人不高兴”的“商业民族主义”，还原为汉语文化的春蛇秋蚓与死猪热水。对于一位中国基督徒来说，“五四”的记忆有不同的意义。遗憾的是，“五四”八十六周年时，一位旅美学者对我的访谈已经找不到原文了，我在那里梳理了五四这一精神符号与中国当代思想史之间的诸般关联。这些思想也散见于我的《大学精神档案编辑手记》系列文章中（博客内存）。今天，我摘发一篇2005年为一次学术讨论会撰写的旧文，旨在从基督徒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这是关于“五四”前后中国精英反基督教运动（所谓“非基”）的简要述评。也许可以引用这样一句经文，来概述“五四”及其以后90年的中国现代史：“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使徒行传3:14）。 ——任不寐2009年5月2日
感谢一位有心的朋友，下载、保存了2005年那篇访谈。又蒙一位弟兄的帮助，已经上传到YOUTUBE，可以点击下面的连接在线收听。由于是即兴发挥，并没有书面文字。当时我还没有进入神学院，所以这篇访谈主要属于文化评论。
访谈：五四与中国当代思想
一：http://www.youtube.com/watch?v=LtmRtOFiMAE
二：http://www.youtube.com/watch?v=i7-iQ57pIVw
三：http://www.youtube.com/watch?v=1YweT2DQsHQ
或者下载收听：
http://mail.qq.com/cgi-bin/ftnExs_download?k=78373031b49cf8c7a4c4f22b453000170e5403540108020115015205571d065a0f531d0956090315590f09055407010d0e0e0557633c32f6ddfcf48c92f8e7164a564231temp=8701c028t=exs_ftn_downloadcode=8701c028s=email
2009年5月1日《南德意志报》上的照片：“中国人很高兴”
1553年（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上川岛（Island of Sancian）面向中国大陆抱憾而死。这是一起象征性事件，它标志着在宗教改革（包括南欧天主教改革和北欧的新教改革）和环球航行背景下的全球福音化时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随沙勿略之后而来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利安（Valignani, Alexandre）在澳门眺望北方，他的呼喊代表了罗马世界面对中华帝国的焦虑和无奈：“哦，顽石，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有耶稣会士更感慨：月球离欧洲有多远，中国就离欧洲有多远（参见《中国基督徒史》，（法）沙百里（Jeancharbonnier）著。耿生、郑德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晚明到清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从马礼逊到爱德生，福音在中国逐渐扎根成长。然而，由于教会从来没有在中国取得过相当于它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因此基督教在中国总是处于政治权力的淫威之下。基督教在华存在的这种先天不足，给他的敌人提供了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予以打击的条件——在弱者身上表现权威意志，这切合灾民理性之精要。“景教”的覆没（845年唐武宗发布铲除外宗教的诏书），似乎开启了基督教在中国受难的历史。遗憾的是，在这一连串苦难中，凶手主要是由中国士大夫来担当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诽谤者或告密者，极端的时候，他们就是刽子手。
在这似乎令人费解的名单中，晚明的沈漼和清初的杨光先特别引人瞩目。他们和皇帝一起发动了第一场针对教会的文化革命。1615年，沈漼任南京礼部侍郎。这一年5月他向皇帝上奏书要求将传教士与中国信徒判处死刑，这一“檄文”揭开了“南京教案”的序幕。他对基督教的指控为所有指控基督教及政治对手的后来者提供了范本：传教士秘密潜入帝国因此是外来敌人；在儒学经典中找不到基督教的教义，天主教自诩它的道德体系要优于儒学的三纲常伦理；基督教不承认皇帝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否定领袖和精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传教士个人生活堕落，是人民的敌人；男女信徒深夜聚会图谋不轨，更重要的是，信徒画十字是发动革命的暗号……这显然是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诉。这些指控不仅是阴险的，在投皇帝之所不好方面也是精明的。沈漼的“第一张大字报”得到了除了徐光启等人以外的大多明朝知识分子的响应。沈漼胜利了，1617年皇帝发布了逐教令。传教士被关进监狱、被驱逐，而信徒被迫害。传教被视为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臭名昭著的魏宗贤为首的“阉党”和沈漼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结成了同盟。不仅如此，“诗人和流氓的共谋”还成功地阻止了欧洲对明朝的军事援助，那时候，满人挥师入关已经准备就绪。第一个敌基督的朝代被满人彻底剿灭（参见参见《晚明基督论》，（意）柯意霖（Gianni Criveller）著，王志成等 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沈漼的系列文章后辑为《破邪集》，于1639年再次发表，长期以来，被唯物论知识分子奉为宝典。1624年4月19日，沈漼死了。传教士开始辛苦地在废墟上重新耕耘，汤若望和清顺治帝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标志着这场努力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1659年，一个声名狼藉的文人开始发动反汤若望、攻击天主教的政治运动。这个人叫杨光先。“他的观点显示出他是一个充满仇恨的、顽固的，但又思维敏捷的人。”“他声称……他有先知先觉具有预言世间万物的力量。这一点使他在当时北京的女士中间受到普遍欢迎。”（George H.Dunne，1962）这位姚文元加王洪文式的人物首先得到了一位张春桥式的知识分子吴明烜的的支持。吴明烜是钦天监的官员，他因嫉妒毫无根据地指控汤若望（时钦天监监正）几次预报天象失误而受到过惩罚，甚至被判处死刑，由于汤若望的请求才免于死刑。汤若望的宽厚加深了吴明烜的仇恨，他“以他一知半解的天文学知识来支持杨光先。”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杨光先又得到了另外一位林彪-江清式恶人的支持，这就是摄政大臣螯拜。在螯拜的支持下，杨光先于1664年9月15日向礼部控告汤若望，罪名是：汤若望的天文历书有错误、传教士以测绘地图的方式反对国家、传教士向人民灌输不良信仰……。其后螯拜开始逮捕传教士，朝廷开始新一轮禁教运动，教堂被关闭，教士被处死和驱逐，教堂的财产被查收。这些做法直接被后来的现代国家复制在各类“反动分子”身上。
雍正和乾隆年间的信仰禁锢与文字狱事件更为人所熟知。1724年雍正诏书产生的严厉政策一直持续到条约时代——《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在羞辱中华帝国的同时开辟了传教的合法性。19世纪晚期，“進入內地的 傳教士歷盡艱險，開荒傳教士在傳教區平均只能存活7 年”。“1870 年6 月，天津教案發生。從鴉片戰爭起，全國發生大小教案400 余起，大部分集中在19 世紀60 -90 年代這30 年中。外國傳教士、中國傳道人常遭毆打、哄逐；信徒和家人被歧視，房屋、田產遭損失；有的甚至殉道”（参考生命季刊雜志總第十一期 《中国基督教紀事（近、現代部份）》，作者漢芮）。在清朝众多殉教的信徒中，一位叫林昭（1817-1858，贵州人）的女信徒特别引人瞩目。她和20世纪北京大学另一位女信徒林昭同名而给人印象深刻。两个林昭同样死于无神论专政——审判第一位林昭的官员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他真诚地相信林昭得了“神经病”。她的死同样是惨烈的。
当然，最引人瞩目的教案发生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近年来由于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入和相对开放的研究，真相已经开始披露出来。总体上说，在这一整场灾难中，传教士是无辜的。这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那些乡民所相信的关于传教士的各种荒唐而恐怖的传闻（教士吃婴儿、剥人皮，挖小孩的眼睛、军事间谍、集体淫乱等等）是从哪里来。显然是当地知识分子编造和提供了这些故事或谣言。他们拥有这种查己知人的“创作能力”和“艺术想象力”。还有一点，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清流党人）为义和团提供了全部的民族主义偏见。这场文革是灾难性的。义和团和官员残杀231个洋人；而残杀的中国人数以万计，财产损失巨大；给外国的赔款四亿五千万两。1899年春夏间，义和团“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昌、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参考《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94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转引袁伟时《中国历史教科书风波忧思》，议报，2006）
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普通中国人死于者场动乱。教会方面的损失不完全统计：天主教被殺害的有主教5 人，教 士48 人，教徒18000 人；新教被殺害的有教士188 人(其中1 /3 是內地會的教 士)，教徒5000 人。东正教至少222位传道人殉道，平信徒罹难者不可数记（参考（生命季刊雜志總第十一期 《中国基督教紀事（近、現代部份）》，作者漢芮。另参考《东正教会在义和团事件中的殉道史 》，Dionisy Pozdnyaev著，陈爱洁译，真理论坛网站）。
没有比义和团运动更接近文革：伟大领袖慈禧“错误地领导并发动了这种动乱”以转移政治危机，而在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以后，又出卖了这些农民红卫兵。然而，义和团运动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发起却置身事外的一场排外反教运动，知识分子在“庚子事变”这场动乱中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这是一个极其不光彩但却至关重要的角色。天朝还来不及清算这些知识精英就崩溃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在天朝的背影中继续无限膨胀。
1919年5月4日，隐藏在幕后的知识分子终于来到了前台。这时候，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宋明理学这种反教资源，开始从不同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全部胡说。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和法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饥饿状况中总结了欧洲对宗教的历史性偏见，但他可能没想到，他关于宗教问题的全部见解在中国拥有了最坚定、最持久和最庞大的信徒——即使到今天，即使那些对马克思哲学和社会学说嗤之以鼻的学术精英，也打算在“鸦片论”和“反映论”面前俯首称臣。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右翼开始帮助他的左派对手：它打算复兴孔教、以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态度与中共的“卖国主义”（亲苏）争夺民众的掌声。在20世纪20、30年代，国共两党及其知识精英，在反宗教这个问题组成了某种“统一战线”，这种“联合”使人想起太监和知识分子在晚明时期的“精诚团结”。于是以“非基运动”命名的第三场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始了。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文化义和团运动，那些批评义和团为“拳匪”的“进步知识分子”，现在开始将“拳匪”的未尽事业发扬光大。非基运动为后来的三年文革提供了定型了的语言习惯和述事方式。“非基运动”也为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提供的全部思想渊源，它先使国民党1928年背叛了半基督徒孙中山领导的民主理想，转为军事独裁政党，后为毛式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文化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赢得了惩罚，其后在台湾，特别是在大陆，这些非基运动的主干或其继承人，当他们疯狂赶走上帝之后，自身不断沦为恺撒任意践踏的文字奴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精英被从中释放出来，并逐渐掌握了国家、成为知识分子的新主人。
“非基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世界基督教运动联盟”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的召开第一届大会，由穆徳（John R-Mott）主持，有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参加。会前北大、清华学生于3月19日就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3月21日，国共两党知名文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通电抗议学联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并宣称：“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这些大字报与三年文革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文章如出一辙：“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就是靠革命的造反吃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天天在造我们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骑墙、搞折衷是不行的！对黑帮，对旧世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得来一场革命的大造反！”“红卫兵的战士们，我们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
同期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巨大。而 4月4日，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等12人在《晨报》发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声援学生。4月9日，在北大举行了反宗教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非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今天有人不无兴奋地总结说：“长达6年的非基运动，把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在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下……全国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和团体，如共产党、国民党、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以及许多著名学者、社会名流、知识精英都参与了对基督教的批评”（“非基运动”相关材料和数据参考《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史静寰、王立新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新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法）谢和耐（Jacques Gernet）著，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教士与中国科学》，曹增友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土基督》，郭卫东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国天主教简史》，晏可佳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国基督教简史》姚民权、罗伟虹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出版。《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章开沅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吴梓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胡卫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非基运动”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1920年海外“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李大钊、李石增、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几名重要成员：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执委会建议开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员，但遭遇到田汉等人反对而未果。1921年他们信询巴黎一些知名教会，讨教中国是否需要宗教。历史学家葛兰言、小说家巴巴塞等人答复：说宗教对原始人也许需要，但对现代人已经全然不需要了，现代人需要的只是科学，是理智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迷信。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出了3期“宗教问题号”专刊，“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 在这里“坚定的无神论者”恽代英的作用像李大钊一样不可忽视，这位作者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1915）、《怀疑论》（1915）、《论信仰》（1917年）、《我的宗教观》（1921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6）等“檄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断定：“今日已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为过去之物”。他特别激烈批判了教会在华教育：“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因此，“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任听外国人自由办理。”
非基运动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归功于于进化论迷信，也得益于民族利己主义思潮。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义——前者提供了科学合法性，后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非基运动是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联合在一起的。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和读《圣经》，因此，非基运动“政府成为最早的推动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蔡元培和胡适都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事件”使运动从知识界变成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创办的《中国青年》和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民国日报》及副刊《觉悟》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文章支持学生。同年8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外国在中国的学校，由中国政府控制全部国民教育。12月25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集会，听取了国民党元老校长邹鲁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凯的演讲，两人尖锐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和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危害。同时在长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现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和“圣约翰大学事件”，使“收回教育权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和激进化。当时广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运动继续高涨，几乎所有的南方教会大学都出现了罢课和抗议活动，相当部分教会学校暂时停办，大批外籍教员撤离中国。1927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定局势，强化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如减少宗教类课程、教会学校要向中国政府备案、增加中国人在教会学校教职员中的比例等。
当时而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支持这一运动，惟恐追之不及，向来文人相轻、党争惨烈的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终于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大团结。这是一个“神迹”——“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诗篇2:2）。不过这个奇迹表面上是通过向强大的帝国主义咆哮来完成的，而实际上是通过向软弱无力的在华教会扔石头来实现的。这一壮举事实上也是知识分子发扬了“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这一实用主义传统的结果。然而这些知识分子没有预料到，几十年后，从反胡风运动开始，他们加诸于基督徒的所有这些语言暴力和多数暴政，一丝不苟地被新政权加诸己身。换句话说，“非基运动”最大的政治后果是消灭宗教的同时也消灭了心灵自由。1949年以后，威权主义以最鄙俗的方式站在上帝的位置上，针对教会余民、所有知识分子和党内敌人以及邻居的最后一场文革不可避免。三百年的文化革命必须对后来的三年文化大革命负责——中国人民及其精英自己争取到了文革式的全面专制，也许不该抱怨。“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哥林多前书3:19）。
（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