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灾民理性与华人教会(图:当代灾民)

菲利普弟兄和我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他是一个很有思想深度的弟兄,对文化和教会有着双重的敏感。谢谢他的评论,这是2010年版《灾变论》第三篇“主内书评”。最近一个月来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相关布道会和讨论会,我们都蒙受了“出人意料”的恩典。这让我藉着这样的经历,生动而具体地仰望2010年的“感恩节”。在“秋雨之福”降临的日子里,不可避免地,天起了凉风,那风中有几朵“石头作的云”,也会加倍尾随着我们。这是我的命运,也是我的荣耀。这是我配得的。但是,我这些日子也收到一些问候、鼓励、同负一扼的关切与相扶相搀;这是我不配得的。下面是我今天回的一封短信,我转发在这里,与所有同在的弟兄姐妹分享。“在我‘被决志’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日子里,我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一定要努力奋斗,以便对得起命运慷慨奖励给我的苦难。后来我在主里渐渐冰释了这些痛苦的记忆。不仅如此,我渐渐感受到,事实正相反:我一定要努力奋斗,以便对得起上帝慷慨奖励给我的爱。遭遇你们,这都是神对我的慷慨之爱的一部分。神至爱我,让我所谓的孤军奋战显得那么的自义和忘恩。谢谢你打出来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是同感一灵。你的编辑当然很有道理。这也提醒我,传道人要注意每一篇讲章,每一个读者的领受。在天路上,有你们真好。哦,对了。贵堂会牧师的意见不应当是痛苦。不仅因为没有那么重要,更因为不同的声音总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感谢主,这益处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的。亲爱的天父,我深深地知道,我当行的路甚远;但我更知道,谁与我们同行,谁掌管明天。愿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阿们!——任不寐,2010年8月18日

灾民理性与华人教会

作者:菲利普

盼望已久的《灾变论》一书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灾变史,与大家见面了。有人说这也许正是书的作者本人结束了自己的灾难史,走出旷野42站,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是的。作者牧养的新教会也刚要结束“教会的使命”专题研讨会,并从中看到了教会的异象。为此预祝《灾变论》的出版对华人基督徒信仰生命的成长,华人慕道友对神的认识及华人社会福音的传播有所帮助。感动之余,愿把自己的感想谈出来。由于我不是文科专业的,信仰上更是刚入门,所以谈的只是感想。

这本书可谓独家之说。说到“学说”二字,中文语意很笼统。即可以指“理论”。又可以指“观点”。我个人把这本书分两部分来理解。一,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及其产生根源的新发现。二,基于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基督教发展史及各民族文明的发展史等的深刻分析,提出中国人救赎途径的独到观点。我认为第一部分是理论,第二部分是观点。理论要用是非,对错的方式去评判。观点要用好坏,喜恶的方式去判断。由于我不是专业人士,不可对其理论的正确与否做太多评判。但我愿举一个例子说明我赞同作者对中国人精神文化特质及其产生根源的论述。我对基督信仰的理解更是肤浅,对于中国人的救赎,我只愿从中国人精神文化特质方面谈一谈中国人信仰生活的文化阻碍。

一、灾民理性及中国人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诸多特质

人们常爱从圣贤,先哲的思想及著作中去找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但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从那里是看不到的。除了历史书之外,更要从民间读物中了解。民间读物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基本上就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灾民文化)的基本要素。记得我大女儿七,八的时候,我给她讲我心中的英雄人物—梁山第一豪杰鲁智深打死郑屠夫的故事,她极其反感。她说,鲁智深凭什么打死人,他打死人应该被警察抓起来才对,你为什么为他叫好。这就是《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导致的“力量崇拜” 和“暴力审美”。“水浒”不能讲了,讲“三国”吧。“三国”里哪个人物她能接受呢?我惊奇地发现原来的英雄人物全是坏蛋。你会说,诸葛亮总算不错吧。那我就说诸葛亮吧。诸葛亮简直就是中国人智慧的化身。他真的有智慧吗?他的智慧就是狡诈。“赤壁之战”前后,他就是靠挑拨离间取胜,而且巧夺他人成果。这就是《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导致的“狡诈崇拜” 和“利益崇拜”。(请注意,这里要谈论的中心不是英雄人物诸葛亮,而是崇拜和推崇他的中国人,及从中可以看出的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而且崇拜的人物必须加上道德的外衣。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真道德吗?他连年征战,涂炭百姓。连他自己都知道要损寿。这就是《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导致的“道德伪善”。这只是一种所谓的尽忠。其原因是《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导致的“权力恐惧” 和“敌人意识”。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死在疆场。他是该跑的路都跑了,该打的仗都打了。但他败了。原因是该守的道他没守住。他被人家三次就从小茅庐里给引诱出来了。原因是他守的道不是真道。他的隐居,道士般的生活是自欺其人的。这就是《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导致的“隐居文化”,“道士文化”。说白了是“躲灾文化”。诸葛亮打败仗了还是英雄。原因是责任都在阿斗。这就是《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导致的不敢承担责任“找替罪羊”现象。说起阿斗,他是“三国”里几乎唯一看上去象个样的人物。他爱和平,不爱权力。可中国人就是瞧不起他。“乐不思蜀”。阿斗不是基督徒,不知有天国。否则,他更乐不思蜀了。人们嘲笑他一个亡国之君还有脸活,死了算了。这就是《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导致的“权力崇拜”。权力比生命还重要。他儿子不是把全家都杀了,然后自杀了吗?这就是《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导致的“盲目爱国”心态。

我写这些更重要的目的并不是要评论这本书。也不是要宣扬基督教救国论(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而是反过来借这本书的论点来分析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如何阻碍华人属灵生命成长,教会发展及福音传播。

二、 儒,释,道文化与华人教会中的律法成全派,信主成功派,极端灵恩派

目前,中国教会普遍存在三种偏差。即,律法成全派,信主成功派,极端灵恩派。那末,为什么在华人教会中会产生律法成全派,信主成功派,极端灵恩派这三种派别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三种派别正好对应中国文化儒,释(佛),道三种思想。律法成全派-儒;信主成功派-佛;极端灵恩派-道。

说是派别,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表现在不同人身上的三种不同倾向。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三种文化思想塑造出来的。而且因为每个人生活的家庭环境和小社会环境不同,而被造成其中的一种人。有的人可能兼而有之。这三种东西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教会发展及福音传播。我们对神的认识往往受我们的生活经验影响,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观影响。而价值观主要受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影响。

如果你成长过程中受儒家思想影响大,你心中的神就有孔圣人的形象。你可能成为律法成全派。走向道德行为称义。如果律法成全只限于自己,也就算了。但往往也用在别人身上。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关心别人属灵不属灵现象。我甚至听见有人用进步快慢来评价人。这种过于关心或评判别人属灵不属灵的现象常常引起教会内纠纷。议论别人有没有生命固然是不好的。但,即使是真心关心的话,也会让人说成“假正经”,“装屁”。这时受危害的对象是说的人,而不是被说的人,说的人感到更加委屈。更要命的是,象《灾变论》一书所发现的(如我前面举的例子),我们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崇尚的东西,按世俗的标准来看也是坏的,何以用来灵修自己和衡量别人呢?有时律法成全只限于自己也不是为了道德行为称义,而是要实现《灾变论》书中所提到的“内圣外王”。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所以说,儒家思想的真正意义不是道德。而是其背后的动机,即:“内圣外王”。所以华人教会里一句非常时髦的话就是,“我要称(成)圣”。其实多数情况下,这种“称(成)圣”的追求不是在主里“称圣”,而是要实现“内圣外王”。也就是常说的,要当神的大儿子。因此,不要以为这些人不懂“因信称义”,其实他们在追求“更高”的目标。

如果你成长过程中受佛教思想影响大,你心中的神就有菩萨的形象,成为信主成功派,以为什么事都要靠祷告。这种情形对教会外的非基督徒对基督信仰理解的负面影响极大。绝大多数非基督徒在与我谈基督信仰时的直接反应是,信主没用。而且他们因此而嘲笑基督徒,并认为基督教是迷信。这其中有信主成功派基督徒的“功劳”, 因为很多基督徒象拜佛一样信基督。另外,按道德律法灵修而实现行为称义也是一种信主成功。是为了实现《灾变论》书中所提到的“内圣外王”的快感。也就是说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也同样会走向信主成功派。只是这种成功比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人所追求的成功更隐蔽。但其在教会内的危害更大。因为如果很多人都想达到“内圣外王”的快感,教会内必产纷争。为什么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也同样会走向信主成功派呢?其实儒家思想并不仅是道德律法,更多的是《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更容易接受的“三不朽”,即:立功,立名,立业。也就是“内圣外王”。而且,道德律法是给别人听的,自己要实现“内圣外王”。最近常听人说,教会内有很多人专爱给人洗脚。这话听起来有点滑稽。但话粗理不粗。说这话的人可能反过来受别人的指责。原因是他们只把动机说对了一半。我个人认为,其实绝大多数给人洗脚的人的主要动机并不一定是为了拉拢人。除了个别的真是来自主的爱及少数是为了怕羊跑了之外,大多数是为了满足“内圣外王”的快感。所以说,被洗的人也不要有负担。但要显出被洗的舒服感以满足洗你的人“内圣外王”的快感。

如果你成长过程中受道教思想影响大,你心中的神就有神仙的形象,成为极端灵恩派,追求成仙的感觉,有时可能走火入魔。其实影响我们生活并塑造我们的中国文化儒,释(佛),道三种思想并不是圣贤书上所指出的,而是民间所流传的,也就是《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所能接受的,并根据生活需要而重新编造的。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认识神要靠神的启示和圣灵的引导,不能靠理性。我承认这一点。但识别假神和鉴别信仰偏差要靠理性。因为假神不是自有永有的,而是人靠理性造的。所以要靠理性排除。信仰偏差更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排除这些呢?因为我们排除这些后就变得赤裸裸了。为什么排除这些后就变得赤裸裸了呢?因为教会里不重视讲神的道。为什么不重视讲神的道呢?这是我下面要说的。

三、真,善,美的失衡对华人教会的影响

在教会里,常听人大讲谦卑和爱。但很少听到有人讲诚实。真(包括诚实),善(主要是爱),美(包括谦卑)失衡。圣经里是把谦卑和爱说得很重要。但也把诚实说得很重要。比如,神是个灵,要带着心灵和诚实去信神。这也许与《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有关。灾民理性导致人丧失了诚实的勇气,因为诚实有时要负代价的。久而久之就丧失了诚实的能力。虽然真善美这三个字中,真放在前面。但中国人在生活中,是把真放在后面的。我举几个自己的例子。好多年前,我的邻居总向我借月票。我从来不怕麻烦。有时耽误了我自己用,我也不在意。我邻居夸我人好。我也很喜悦,自以为在做善事,但不去考虑这样做是否诚实。现在知道这样做不诚实,但出于面子,还是这样做,只是感觉不一样了,其实罪更大了。我女儿读中学一年的时候,我的一个熟人有一次问我女儿是否记住她中学升学的英文作文题题目。我女儿说,我记得,但不告诉你。真把我的肺气炸了。对朋友怎能这样。可见在这种灾民理性文化的前提下所建立的善是扭曲的,完全忽略了真。而以这种善为依据来表现爱是有问题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误把教会里的“一团和气”看作主的爱无限充满。这就是有人常说的,教会成了“兄弟会”,“俱乐部”,“聚义厅”,“桃花园”。(其实我个人并不喜欢那种强制教会里啥也不能干的另一个方向的极端做法)。

很多人都说,我们不认识神是因为我们不谦卑。但我认为,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不诚实。

我们再从真的另一个意思(即:真理)谈起。《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导致人丧失了探索真理的勇气,而追求一种“实用主义”哲学。什么于丹说《论语》,北大门卫自学成才解《易经》。美其名曰:实用。教会里搞学活人,树标兵活动。自以为这样来得快,实用。这类事情大伙说得很多了,这里不多说了,要说的是这可能与灾民理性有关。学活人,树标兵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树立的榜样出了点问题,就会跌倒一片人。我这里要强调一点,有时学活人,树标兵是教会领导有意或无意搞的,更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看活人的习惯。这又是我们的文化习惯造成的。

四、 几个思维误区对华人教会的影响

《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造成华人很多思维误区。而且这些被统治阶级所用。我这里只举几个对华人教会影响的例子。

1、 观点概念的缺失对华人教会的影响

有人说中国人不知道啥叫opinion(观点,想法,意见)。习惯性地把观点绝对化。观点不是真理或理论。真理有是非,对错之分。观点没有是非,对错之分,只有好坏, 喜恶之分。举一个例子。一次我们单位的人出去吃午饭,一个中国学生边吃边骂这饭不好吃。骂得他旁边的一个实验员(魁北克当地人)说话了。他说,你只能说你不爱吃,你不可说不好吃。他说,我不爱吃不就是不好吃吗?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而中国人确实习惯于用个人的观点来断是非,甚至法官都可以用此断案子。官僚也可以用此陷害人。教会里也把不同观点的人看成死对头。因此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的冲突也升级。造成教会里很多不必要的冲突。正象《灾变论》一书的作者常常呼吁的那样,我们要为真理而征战,而不要为真理之外的事吵闹。真理之外的事至多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而已,没有是非,对错之分。

2、 道理无需多讲的道理对华人教会的影响

有人常说,很多道理其实都很简单,无需多讲。这是中国人思维的又一个误区。古代的圣贤书就那么几句话。而圣经是厚厚的一大本书。难道中国人比神还聪明,道理不讲就明白?中国人不习惯于讲道理,所以只好遵循教条。可能是因为道理一讲就漏馅,而变得没道理了。比如前文对古典人物的分析,只要多想一步,道理就反过来了。外国哲学家的书很厚,要把自己要说的论述得明明白白。而中国哲学家的书也只是三言两语。李洪志说过,党政干部看不懂《法轮功》是因为他们象读中央文件一样读《法轮功》,从《法轮功》找不到一条一条的批示;知识分子看不懂《法轮功》是因为他们爱咬文嚼字。其实他只说对了一半。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爱咬文嚼字。他们的学问全是含含糊糊,甚至玄玄乎乎。《灾变论》一书是我看到的对中国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论述得最透彻的一本书,但我认为篇幅还不够。中国人不习惯于讲道理,这就养成了在教会里很多人不爱听道的习惯。爱讲道的传道人也常受人攻击。

3、忍耐一词的误解对华人教会的影响

忍耐一词在中文圣经里出现了很多次。但在不同的地方,其意思不同。有的地方是耐心(patience)的意思。有的地方是容忍(toleration)的意思。而中国人一概理解为忍受。中国人就重视“忍”这个字。把一个大“忍”字挂在墙上。所以一概理解为忍受。这可能也是《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导致的。由于错把toleration一词理解为忍受,在教会里大家不知道啥叫toleration,所以容不得不同意见。

总之,我是借鉴《灾变论》一书的论点来分析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如何阻碍华人属灵生命成长,教会发展及福音传播。有人可能认为我把话说重了。其实,我把话说轻了。因为我并没有指向某个人,而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不管话说轻说重,我认为《灾变论》一书所说的灾民理性所主导的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对我们信仰的负面影响极大。我也总想在教会里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可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有人就说,认识神要靠神的启示和圣灵的引导,不能靠理性。使我无法把话说完。我承认认识神要靠神的启示和圣灵的引导。但我愿意重复我前面的话。识别假神和鉴别信仰偏差要靠理性。因为假神不是自有永有的,而是人靠理性造的。所以要靠理性排除。排除信仰偏差更是要这样。

说是要写读后感,但这里尽谈自己要谈的书外的事,很对不起。但其实要是真让我谈这本书的话,我觉得还真没啥可谈的。不是我要谦卑,而是因为任何我能说出关于这本书的话,在这本书中都能找到。再多说实在是多余了。你自己去读吧。对从这本书中能找到或不能找到的作者本人,我更不能说什么。但我对作者自序中的一句话所感动。“基督徒作者尤其应警惕对笔下的事实和人物的[暴政]和[轻慢],因为你的文字并非要蓄意讨好世界或派遣个人恩怨,而是一种特别的献祭。事实上,这种品质在我的世界中是缺乏的-这是一种需要籍着祷告从神那里来支取的力量。”。我不想说我的感动是什么,我只想说作者从一个敢做敢为,视恶如仇的有良知的学人到神的仆人这一事实,让大家去想吧。我坚信神会大大地使用他的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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