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论》是一部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专著，但这个书名首先就是“反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讲的是趋吉避凶，追求福气，受人欢迎的成语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吉星高照”、“财源广进”，“紫气东来”、“万事如意”，“步步登高”，“岁岁平安”，肯定不喜欢“灾”；中国文化又是安土重迁，求稳求静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天行有常”，“稳定压倒一切”，“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所以更不喜欢“变”。“灾变”是晦气的词，很不讨人喜欢。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作者及出版者为谋取利润往往要投读者所好，动之以情，诱之以利，蛊惑人心，吸引眼球……对“灾”“变”这样的字眼更应避讳。因此，以“灾变”为书名更是不合时宜。

然而，这个不合时宜的书名，恰恰又是最切合时情的：近年中国大地震、雪灾、泥石流、大旱、洪涝、矿难，以及近日的上海火灾，就是又“灾”又“变”的铁证。中国人无论怎样惧怕灾变，渴望逃避灾变，灾变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一次次向人扑来，而且愈来愈残酷无情、变本加厉。这一系列的末世景象，似乎都在为刚刚出版的《灾变论》作注释，既证明这此书的观点及论证准确可信，也向人们提示这部书的现实意义。在接近2012年的时候，《灾变论》与多灾多变的现状同时推出，互为见证，令人心惊，促人反省。

《灾变论》的副题是对这部书主旨的一个简要说明——“中国人的流离飘荡与救赎”。作者试图解释中国文化的成因、演进以及其特性，进而寻求转型及出路。“流离飘荡”一词表现的是对过去的“灾变”之描述，是对中国文化基本形态的概括；“救赎”是对未来有确据的盼望，是对这一文化转轨方向的认定。

一百多年来，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书已经很多了，如何在世界视域中发现并认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众多中外学者作出了不同的努力与尝试。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到中国人注重“面子”、“缺乏同情心”、“不诚信”等26个特性；鲁迅从批判中国国民性出发，揭示出中国人“无特操”、“做戏”、“精神胜利法”等特点，并以“无物之阵”隐喻中国文化所构成的氛围；费孝通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乡土中国”一说，力图解释中国文化的农业性和原始性；近年来，又有青年学者吴思的“潜规则”和余世存的“类人孩”等说法，寻求从社会与族性的角度解析中国文化。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的方面注意到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其见解诚然具有发现性价值。但是，这些论述基本上是在同一个层面不同范围和角度的分析与认识，它们或为一些孤立现象的描述，或为某一类问题的综合，这些思考无论怎样层层递进、不断深入，终究都是平面化的，难有质的突破。真正能够全方位地、透辟地、系统性解读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发现其根本缺失，首推今年由香港国际证主出版的任不寐的《灾变论》。

《灾变论》改变了过往的认知模式，将这样一种“以人为本”的反思方向翻转过来，置换为“以神为本”的认识过程。因此，《灾变论》提供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认识模式，是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变革。立场、观点、方法变了，则结论一定会变，因此，《灾变论》从族群问题出发，最后却终结于基督信仰下的个人得救；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经验反省开始，最后归信在上帝圣言的超验真理之下。这样，《灾变论》以十字架神学的透视角度，全面重审、解析中国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中国文化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一．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历史

《灾变论》强调了“灾变”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灾变”作为解读中国文化的钥匙，由此开启认识中国的之门。这样立论难免引人质疑：在人类历史上，哪一个民族不是苦难重重？哪一个时代没有灾难相伴？为什么要特别用灾变来定义中国文化？

《灾变论》对此的解释是：灾变在中国的频繁程度和严重程度大大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灾变对中国人的打击之强、之深也是其他民族所无法相比的。作者任不寐对大量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并比对其他国家的情况，得出了这一独到的同时也是令人信服的结论，《灾变论》一书中列出了许多重要历史材料作为佐证。

任不寐强调，灾变之于中国显然不同于其他各族，灾变在中国的作用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事件性的，灾变构成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底色。首先，灾难频繁地、反复地发生，对生存一次次毁灭性打击，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为中国文化确定灾变的基调。如春秋时期242年就发生战争448次，平均一年两场；战国时期较大规模的战争有200多场，几乎每年都有，这些毫无正义可言的兼并战争，在历史早期阶段给中国人心理投下了巨大阴影。其次，灾难的强烈程度，破坏的严重性，以及从灾难中恢复的艰难，大大超出人的承受度，从而构成特别可怕的后果，如汉朝人口一度达到5959万人，汉末到三国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到1616万人，人口损失达70％以上，曹操诗里描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完全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在不断重演。再次，未来的灾难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降临无法预测，人随时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不仅如此，灾难还是多样的，可能是水旱蝗灾、可能是瘟疫、可能是异族入侵、可能是内部动乱，总之，灾民随时可能大难临头。灾变因无法预知，故此也无从躲避。如此，“灾难的频繁”＋“灾难的严重”＋“灾难的不测”＝“灾变的结构性改变”。灾难在中国不再是一桩桩孤立的事件，它自己就是历史本体！

长期灾变给人带来严重的精神创伤，也令人对灾难反应过度，长此以往，就形成这个民族恐慌心理和忧郁气质，并进而内化凝固为一种次生灾变——即灾变的灾变。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灾变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不仅是事实上的，也是感受上的。只要比较一下中外大街上人们的表情就可以对此一目了然：欧美人的表情是轻松的；而中国人的表情则相对紧张。今年南方网一篇报道说：“不要说和国外比了，就跟香港比吧，单说深圳人与香港人候车时的表情，香港人在电梯口、巴士站、地铁等地方排队时，表情都是平静而从容的，深圳人的表情都是紧张的、蓄势待发的、预备挤个你死我活的”。这些最普通的生活经验，是华人所熟知的。那篇报道的作者说“在公车上、商场里、政府办事窗口、电梯中、办公室格子间，我们都有可能面对一张冷脸。”这张冷脸，可以视为次生灾变的精神外现，表明灾变不仅规定了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也不断积淀、内化，构成了中国人心理结构。因此，从社会存在与精神存在两方面看，则“客观灾变”＋“精神灾变”＝“中国人的灾变存在”。一个信用卡上没有存钱的美国人，可以活得很自在，若是一个中国人银行账上少于100美元，可能就惶惶不可终日了——请相信，这个中国人的灾变情绪是真实的！所以，即使在中国北宋时期，GDP占世界80％，有长达100年的和平，灾变仍然稳居中国人的意识中。灾变，事实上已经成为唯一不变的中国人精神中的宇宙常数。

可以说，发现“灾变”构成中国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基础，是《灾变论》的重大理论贡献，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文化是非常有效的：

1、“灾变论”解释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特色

在灾变基础上，中国产生了世界史上最独特的巨型专制主义。从人类历史来看，大国几乎都实行联邦制，如美国、加拿大等。目前实行联邦制国家，覆盖了世界面积的二分之一和22亿人口。像中国这样长期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古今中外可谓绝无仅有。为什么只有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大一统的强权体制？这样一种暴力的、非自然的体制？答案就在“灾变”里。在灾变条件下，武力抢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力量取胜、胜者为王就是第一选择和最终结局。权力的获取不是民选，而是枪选。在中国，这一无理的、非法的情形，经几千年的历史打磨加固，不仅成为可被接受的规律，甚至形成力量崇拜、胜者称王的社会共识。即：依靠强权使政治定于一尊，产权归于一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王权无限的状况，可谓典型的中国特色，欧洲的王室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由于权力不但高度集中，而且极其强大，因此，政治就是暴力，权力高于一切。这一情形至今在中国并未改变。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官本位”文化，以及权力不受制约进而腐败成风。

中国文化这种崇拜统治者，向权力低头的情形与基督教文化可成鲜明对照。摩西十诫规定了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神，以及不可崇拜偶像的绝对律令。在中国因缺乏这种超越性的、直接来自上帝的要求，拥有权力者敢于僭越神位，径直登台受拜，攫取只有神能得到的荣耀。攀上这一位置，唯有靠暴力支持；盘踞这一位置，仍须依赖暴力维持。暴力是中国社会唯一的政治语言。这样的暴力政治是西方政治理论不予承认的，他们的概念是：“政治的最低原则是和平和法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巨型专制政治由于在这个最低原则上，超越了这一政治底线，本质上是非政治的。因此，《灾变论》称中国的政治为“前政治”，中国是从未政治化的“前国家”。从它的实践上看，中国政治既无政治的合理性，也无政治的有效性，只有军事的有效性，因此历代中国王朝都可视为“无政府”状态的军管政权。

《灾变论》不仅解释了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生，更进一步解释了中国长期不变的国家政策导向、意识形态特色之成因。巨型专制统治的维持首先需要解决灾变造成的灾荒与饥饿，因此“重农主义”成为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中第一项坚持不变的“基本原则”。“灾荒”与“重农”在历史上不断互动并进，打造了中国“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形态。统治者又藉“救灾”夸饰其对灾民的恩典，为“恩人执政”提供合法性来源，所谓“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之说，即是这种“恩人执政”生动而典型的表达。

2、《灾变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特色

学术界曾长期坚持中国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这一观点，《灾变论》则截然否定了所谓中国的“农业”。《灾变论》认为，中国从来没有达到“农业”的境界，中国的小农经济作为“自然经济”，不过是一种最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形态，本质上是停留在自在阶段的“原始经济”，仍处于“农业文明”之前。因此，《灾变论》将中国的农业称为“前农业”。任不寐研究发现，“完整意义上的农民并不存在，甚至地主也不过是官僚体制下的附庸……所谓农民不过是官僚农场上的农奴，而在动乱年月，他们则成为造反的流民。农民不过是灾民的理想。”任不寐的这一见解可谓新颖而深刻。

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的分析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多元私有制”的概念。《灾变论》指出，在没有真正财产私有权的中国社会，当然不会存在这种多元私有制。因为私有制不仅是一个经济事实，同时也必须是法律事实：即有至高无上的法律确认和保障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任不寐的结论是：在中国，“权力与它所占有的财产之间的关系，才是灾民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因此，任不寐将中国经济体制命名为“权力经济学”。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来看，任不寐的这一论点是真正符合中国国情与事实的。放眼当今中国社会，触目可见例证：典型的官商现象、“官二代”直接华丽转身为“富二代”……都是权力经济学的直接成果。至于中国首脑带着成百亿美元大订单出访的独特景观，则可视为权力经济学的“花絮”。

西方经济学源于自然法，“天赐丰裕”观念是其理论基础，“劳动－和平交换”是其原则，契约是其主要表现形式。这对灾民社会来说差不多是天方夜谭。灾民社会基本上消灭了政治学和经济学，根除了民主的可能性和市场文明。“小康”观念能够千年一贯作为灾民的终极理想，正是生成于灾变背景之下的，它是浊浪滔天的危难中所梦想的一叶小舟。

3、《灾变论》解释了中国人的信仰缺失

对于其他文化而言，大约中国文化最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它的无信仰状态了：没有神，没有拯救者，没有天国，没有永生，甚至没有上帝观念。灾变的历史与现实的压迫下，中国人从来不曾抬起头来仰望天国，中国人的心中也从来没有生长出对世界的确定性信仰。首先，在中国“神”不代表秩序，“神”是变幻莫测的，成语“神出鬼没”“神机莫测”“天意无常”都表达了这样的内容。若某件事是超出常规的，谓之“神了”、“神奇”、“神异”。这“神”，是随机的，无序的，诡秘的，不可知的——与灾变的随机、突发、神秘、不可知极其相似。其次，人们对这样的神的态度必然是“敬而远之”、“存而不论”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地。如果说西方人是为了“免于无知而开始思考的”，那么中国则是为“免于灾变而开始思考的”，从起点上就是根本不同的。“免于灾变的思考”，导致了实用主义，所以，第三，实用性成为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就像赵本山的小品：“别玩虚的，整点有用的，行不？”在中国社会里，实用不但是思维方式，实用更是评价标准。“这有什么用？”是最通常的问法。当年有人呼吁民主就遭到质问：“民主能当饭吃吗？”发问者把“有用”的程度径直提到“能当饭吃”的地步，摆着当画看都不行，非得吃下肚里才算是“用”上了。学习有什么用？“学而优则仕”。读书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中国词汇中一个褒义词叫“真才实用”，落脚点毫不含糊地放在“用”字上。“用”成为中国的奥卡姆剃刀，铲除一切与之无关的东西。“哲学”要“知行合一”，“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学”以致“用”……无不强调“用”的功能。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中，这种实用要求，更是直接具象为：“钱”，钱是绝对尺度，是真正的硬道理。

历史上长期不断的灾变，摧毁了中国人对信仰的追求。灾难太迫切，大难临头了，人们关切的只是“活着”，顾不上“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的终极问题。任何关乎生命的本质问题，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都是伪问题。“非正常死亡恐惧，而不是正常死亡恐惧成为中国人唯一的思辨对象”，《灾变论》的这一发现是至为深刻的。灾民生存既不靠理性，也不靠信仰，而是靠经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语；“白猫、黑猫论”——邓小平语），靠感觉（“跟着感觉走”——流行歌语）。这样，中国人的精神因始终未能上升到本质层面而永留此岸，价值体系维持在经验主义阶段。至今“总结经济”“推广经验”仍然是中国政府研究并改进工作的基本模式。如此一来，中国人在从灾变中寻求拯救时，完全没有属天的力量，没有超越性的资源，只能凭惯性、凭本能，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灾变论》清晰地表明，正是信仰缺失这一问题，解释了何以同样在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以色列人可以穿越苦难而屹立不倒，并创造出举世瞩目的辉煌奇迹。这一解释同时也为“灾变论”不是环境决定论提供支持——“灾变论”坚持的是双重原因论：“灾变现实”＋“信仰的虚无主义”＝“中国灾变史”。前两个事实从肯定（有灾变）和否定（无信仰）两方面塑造了中国文明。

二．重新认识中国精神文化

在《灾变论》的系统分析中，对中国灾民社会的精神文化所进行的解析，是全书特别有价值的地方，也是特别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其中不乏独创性新见。如果说历史已成为过去，那么，在历史中形成的灾民文化却不会随历史而过去，它如隐性基因一般深藏于中国人的本质之中，从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都能追寻到它的蛛丝马迹。正像辜鸿铭所说，脑袋后面的辫子虽然剪掉的，心里的辫子还在呢。推翻一个王朝容易，打几十年仗就够了，但推翻人心底的文化意识，则非常困难。今天，大陆华人虽然基本忘掉了繁体字，忘掉了文言文，然而传统意识仍然如汶川地震中那头“猪坚强”一样，执着而顽强地存在。

1、经验性灾民理性

学者一般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任不寐研究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很表面化的，尽管中国人物欲至上确实是十分突出的，但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因为造成中国人实用的、物质主义的根源并不在于唯物主义方法论，而在于灾变引发的生存危机。所以，对此准确的解释是，中国文化是一种人生论的唯物主义，非宇宙论的唯物主义，任不寐称之为“唯我实用主义”。它表现为一种拜物教，即“以利益为上帝”的偶像崇拜；它导致的行为是“生存性自私”。任不寐研究发现，由于权力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权力自私”又是生存性自私中最极端的形式。“权力自私”必然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么，根据手段必然向目的转化的规律，为竞争权力而需要的武力和智力就上升为目的，直接转化为追逐对象。这种对武力和智力的追逐，又分别引出“暴力崇拜”（强权即公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狡猾崇拜”（以“精明”“诡诈”为荣）。在中国民间意识形态中，这两种崇拜十分普及深入，对诸葛亮和关公的崇拜可分别代表这一点。

暴力意味着“蛮”不讲理的，因此中国文化中，唯有暴力是“硬道理”。在这个硬道理面前，“德治”“仁政”“亲民”都显露出作秀的虚伪。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没有“公义”的概念，直到今日在汉语词汇中只能找到表达政治意义的“公正”一词，“公义”这一超越世俗精神之语始终不存在。“自由”“博爱”“民主”“公义”……这些代表普世价值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全都下落不明。

毫无疑问，“暴力崇拜”“狡猾崇拜”都是非常荒谬的理性精神，对正常社会而言是变态的，是以无耻为荣的表现。然而这两种崇拜不仅在中国社会一直普遍存在，且因其从未被深刻认识与批判而愈演愈烈，被披露的和未被披露的无数实例可以每天向人们提供了实时的、充分的论据。简而言之，暴力崇拜可以从日益高涨以至达到五千多亿元的维稳费这一数字直接感受；狡猾崇拜可以从遍地假冒伪劣、盗版、欺诈等中国特有国情看出。远的不说，仅以这本今年刚刚在香港出版的《灾变论》来说，现在在国内已经有盗版出现了！

2、情感性灾民理性

任不寐指出，如果勉强同意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做法，将人类意识的发展分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绝对精神”五个阶段的话；那么，中国的灾民理性在黑格尔的精神谱系中基本上位于最低层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表现为一种“诗性智慧”和“文学理性”。这是一个容易激起愤怒的新见——虽然这一见解是真确无伪的。

灾民文化在精神上处于原始状态，客观灾变环境无法给灾民提供抽象理性得以发展的条件。在灾变的混乱无序中，不存在规律，灾民自然产生不了对因果关系的认识，而对原因的信任和追问更无从谈起。生存恐惧的现实性和灾变的连续性，就像中国嶙峋多山的地形，阻止了中国人的精神通向到本质世界的道路，关山重重，谁悲失路之人？苦难滚滚，费尽挣扎之心。谁还顾得上遥不可及的彼岸？孔子“未知生，焉知死”就是经典的回答，眼前的一地鸡毛才是First Priority（优先次序）。任不寐指出：“所谓抽象理性是深入事物现象背后的分析精神，是对思维的思维，是‘精神现象学’”，以此而论，灾民世界与抽象理性之间隔着不啻千山万水！

抽象理性只能属于生活闲暇者的精神自由，灾民理性限定在生存紧张与焦虑的被动适应中，情急之下，只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因此，情感性灾民理性是真正的中国精神，诗人、文学家一同“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文化最辉煌最引人自豪的就是灿烂的唐词宋词元曲等作品了，文学差不多是中国唯一可以在世界竞技中拿到奖牌的项目。这是因为文学所需要的情感因素和形象思维需要恰好切合了中国人的诗性智慧。

形象思维呈现为“前文化”的原始特点。任不寐引用维柯之语来表达这一分析：“原始人心理上丝毫没有抽象、洗炼和精神化的痕迹，因为他们的心智还完全沉浸在感觉里……一切原始的诗性民族”都是如此。中国文人不寻求建立逻辑体系，而以故事、感动等情绪反应为追求目标。对一部作品的最高评价往往是：“它深深地打动了我……”。《灾变论》称之为“情感自负”。然而，诗、词、曲、赋这类早被西汉杨雄视作“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的心灵小品，是不可能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大厦的。思想理性的薄弱，拉低了灾民精神等级的平均数，使中国文化成就大大打折。在中国，除文学之外，所有属于理性范畴的学科都不发达。哲学贫弱，几千年历史中选派不出几位可以与世界哲学大师比肩的代表；思想空乏，几乎没能为人类进步提供多少系统的思想、观点与方法。科学更是如此，以至于成为“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为什么偏偏是中国？

3、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

中国知识分子大抵滥觞于先秦时代的“士”，并被列为“四民之首”。士的这一定位，事实上至今未变。作为灾民之一，他们对灾变的反应并无二致，头等大事是寻求避难之法和救世之策，是“解民于倒悬”。因此，尽管春秋战国之际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但所争的不过是一个共同主题：用什么法子收拾灾变局面？他们其实试图为同一个问题提供不同的标准答案而已。恐怕世界上找不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争功近利、更实用心强的知识分子了。任不寐说：“中国知识分子渴望的上帝，沦落为“主义”，沦落为一个可以改变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工具。”这确实是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最深的情结。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属世追求带来了一种误解，即历来有不少研究者将中国文化表述为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文化。《灾变论》揭穿了这一神话，让人们看到，以孔儒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标榜的“仁”“礼”之说，所强调的是和谐，是伦理，不是个人自由。因此，所谓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只是社会伦理，而不是个人道德。本质地看，真正的道德是一种内在命令，只能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因此，仁、礼所寻求的，是灾变社会的生存秩序和等级秩序，不是宇宙秩序和自由秩序。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意见领袖，或脑力劳动者，而不是真理的仆人，他们要为社会建立价值体系，并要“率先垂范”，成为一代“至圣先师”。在中国，从来没有哲学家和先知。“圣人”代表公共，追求的是人眼中的荣耀；而先知恰恰相反，他们只仰望上帝，他们不代表公共，因为公共往往是真理的敌人。

《灾变论》对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及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解剖发人深省又令人欣喜。同样作为知识精英的作者本人，以这样鞭辟入里、毫不留情地态度，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的固有缺陷和劣根性，可以看作新的一代已成为基督徒的学者，在十字架真理的光照之下对自我身份深刻反省和重新定位，并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全然不同的心志和目标。

三．在基督信仰中寻求拯救

《灾变论》对中国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犀利解剖是空前残酷的——虽然它的论据是充分可靠，无可置疑的，它的结论是诚实确切，难以辩驳的。作者任不寐明明白白地让人看到中国灾变及其深刻影响，看到灾民真实的失丧状况，以及四面悬崖无路可走之绝境，为的就是打破一切自我救赎的可能，从而让人在走投无路之地，回转过来，倾听上帝的呼唤，因信而得蒙上帝的拯救。

与全书其他部分相比，最后这一部分内容神学成份较重。

《灾变论》一反华人千年以来所持的“天朝大国”、“中国中心”观念，代之以约但河为中心的圣经史观。书中以两希文明为不同地区的文化比较，以两约文明为不同历史的文化比较，并最终以十字架真理为绝对参照，把中国灾变文化的根本缺失以及所带来的问题给予了神学的穿透。在这些比较中，可以清楚看到有上帝的同在和对上帝的信仰如何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两约文化与科学”的比较中，任不寐说明了信仰如何直接构成科学精神产生的前提，并因此导出“东方的文化土壤不支持科学精神”的结论。在“两约文化与商业文明”的比较中，任不寐引用马克思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相关性的经典论述加以说明，又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给予批评，指出“如果没有信仰，‘看不见的手是不存在的’”。在“两约文化与政治文明中”，任不寐直接指出：“人类政治文明史所确立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等核心价值观念，无一不来自于圣经。”这一系列比较，凸显出无信仰的灾变中国，与上帝通过两约所赐下的这些祝福是多么隔绝。

这种隔绝，除了中国灾变文化与圣言之间缺乏对接资源外，主要地也与不信上帝的灾民内心刚硬有关。中国文化以“肉身成道”为出路，与“道成肉身”的基督教精神完全相悖。所谓“行为称义”、“伟光正”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自义与狂妄，更是一种以自己为上帝的偶像崇拜。灾民知识分子渴望成为圣人，与基督的门徒只将自己看作真理的仆人，恰成对比。

不能认为中国灾变文化是上帝将中国抛在远东造成的。《灾变论》以大量事实说明近代以来灾民社会是怎样合力抵御基督教传播的。无论是引进西方文化过程中摒除基督教的内容，还是学者名流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还是一次又一次各路精英联合的“非基”运动……无一不清晰昭示一个抗拒上帝的民族，如何以基督为敌。至于灾民暴力杀戮传教士更是骇人听闻，在中国殉难的传教士是传教史上的“世界之最”，甚至高于有史以来在非洲殉难传教士人数的总合。拒绝上帝才是中国长期陷于灾变深渊不可推卸的原因。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模式、经济结构和文化品质呈超稳定状态，改变它的力量不可能从灾变社会内部产生，只能依靠属天的拯救。基于末世论认识，《灾变论》不支持国族得救观，而是把拯救放在个人归信之中。不是平息灾变而得救，而是在灾变中被救。即使在拥有强有力高科技手段的后现代社会，中国灾变史也不可能完结；而且随着末世日近，灾变只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人们不可能免于灾变的威胁，但却可以靠上帝的恩典胜过灾变环境和灾民忧郁的自我，在本质上进入上帝所应许的平安喜乐之中，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获得重生，“脱去旧人，换上新人”，让生命根本改观，最终走出灾变，不再做灾民，不再是奴隶，而是上帝的儿女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真理，得自由”。

这是灾民唯一的希望之光。

2010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