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与中国文明”最后一课:中国思想简史

首先我谢谢大家,2011年这个春天,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季节之一。我盼望这也是你们每一个人的感动。应同学们的要求,我们增加这“最后一课”,就是“中国思想史”。严格来说,应该称为“中国思想极简史”——用一节课的时间回顾和评述中国思想历史,确实是举重若轻。不过我们若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不怕“国学们”因此拍砖,如果说希腊思想史可以称为“世俗小学”的话,中国思想史就只能是“世俗幼稚园”了。每一次重审这上下五千年的思想流变,我都有想抚摸一下孔子同学到王阳明同学的头颅的温情。不仅如此,我个人对掌故轶事兴趣不大,因为月光底下并无新事。也正因为如此,用一节课的时间说说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作业”,是可能的。我同意很多研究者的意见,用“中国思想史”而不是“中国哲学史”来分门别类,是更为精当的,因为“哲学”是纯粹希腊的概念。我将这一课的内容划分为三部分。首先是研修中国思想史的必读书和参考书目;其次是对中国思想历史的简单述评:子学、经学、玄学、禅学、理学、心学、天学、朴学、西学、神学;最后则是对中国思想史特质的总结。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做笔记,特别是有志于中国历史和思想的学生,这些内容将对你一直有帮助。

一、书目

1、必读书目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1916);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930-1933);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1935-1936);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等: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1960-1966)

2、参考

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1939);

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中国思想史》(1940);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1979);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2001);

任不寐:《灾变论》(2010);

其他作者:David N.Keightley、Antonio S. Cua、Aavid L.Hall & Roger T. Ames、Edward T. Ch’ien、Angus C. Graham、Kwong-loi Shun、Robert Eno、Chad Hansen、Francois Jullien、Lisa Raphals、Heiner Roetz、R.P. Peerenboom、Irene Bloom;

现存古书与新发现的简帛:林夕银雀山汉简(1972)、马王堆帛书(1973)、定县八角廊汉简(1973)、睡虎地秦简(1975)、阜阳双古堆汉简(1977)、张家山汉简(1983)、尹湾汉简(1993)、以及世纪之交出土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的战国竹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等。

二、简史

1、先秦子学——初到远东,儒与道

(1)上古思想。主要文献为《礼记》、《老子》、《黄帝内经》、《韩非子-五蠹》、《鶡冠子》等,以及商甲骨文和《史记-殷本纪》;《尚书》、《逸周书》、《史记-周本纪》、《左传》、《国语》、《诗经》、铜器铭文、相关甲骨卜辞等。历史从大洪水到西周。思想特征:A,回忆故园——普遍的有神论(普遍的因果关系);甲骨文中的上帝观念和原初记忆。B、新移民的挑战与适应,与自然和邻居争斗,天象与地方——卜辞,新移民对新世界的恐惧、不确定性与好奇。以及对婚姻之约的追求和转向祖先崇拜;争战和秩序目标下转向人本主义,Charisma与君主制或假上帝的诞生——商与周。周礼使人成为注意中心(中国的“律法时代”)。内在平安让位于外在平安。天地祖(鬼)三分的崇拜模式。由天而地,由地而人。“中国”观念的形成。C,象形文字是新移民的文字,对环境的直线反应与陌生人社会的简单交通(但保留了“主谓颠倒”的行文传统,如“受年商”等)。

(2)诸子时代是浪子时代。第一场定居实验失败后(西周瓦解),对怎样定居众说纷纭。春秋战国(前6-3世纪),雅斯巴斯称为“轴心时代”,我称之为“后圣殿时代”。“六艺”(人的主体性,“行为称义”)、“阴阳五行”(人际关系,向人称义)。中国人本主义为仁本主义。人为中心,进一步,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人的存在本质,人与人的关系取代了人与神的关系。同时,生存危机导致物为中心,导出中国唯物主义。中国的唯物主义不是一种世界观,而是一种人生观或生存哲学。

(3)儒,现实主义的七项工程:孔、墨、孟、商、荀、韩、诗

儒为中国先民第一场安居工程,代表移民的现实主义生存策略。首先是“士”的出现,巫祝变成儒士,神仆变成“脑力劳动者”。孔学第一,聚焦人伦,礼、名、仁,转向“肉身成道”。墨为儒家激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代表,可谓孔右墨左。墨家实用理性强调简单、实用、事在人为,有组织偏向。第三,孟子以“善”治乱,转向人性。人性(善之理性、“正人心”)取代天道成为善之凭据。第四商鞅,以极端行恶就以纠偏。第五荀子,剑走中锋。第六韩非子,以恶为实,以法治乱。第七文学,诗经与楚辞,北愤青而南怨妇,千古不绝。

(4)道,避世主义的七条逃路:黄、朱、老、庄、鹖冠子、名、易

道家代表对安居工程的绝望。道家出身史官(“天学”、“祝史”),有深刻的历史感。首先黄帝的天道,从社会转向自然。第二是杨朱的唯我,返回自我,为我,贵己,贵生。第三是老子的无为,止于道而终于行,以天道否定世道,在于人道,一天人,无,“如婴儿之未孩”。以无为对抗无序。第四庄子唯心,退回内心,进入想象的心灵自由。第五是鹖冠子的先兵与法制思想,道家旷野归来,矫枉过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望。转向无恶不作。因为恶也无意义,无善无恶。第六为惠施、公孙龙的名辨之学,这是中国的“语言哲学”,语言之局限,思辨的困局,循名未必能够责实——人求问和讨论真理之不可能,这是一种相对主义思想。第七是易经,“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一方面涵盖生存经验之集成,为方术,占卜与中医。另一方面,体现了存在的不确定性与被控制的确定性。易经世界将国门紧闭,宇宙与人心闭合——中国就是宇宙,我心就是宇宙。道家转向对个体命运的关切。

2、秦汉王道——偏安一隅,儒教独尊与经学,第二场定居

(1)思想统一。子学的综合。目的在于思想的一统。秦代《吕氏春秋》与汉代的《淮南子》。思想一统的逻辑框架为天人合一,人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人正在成为万物的尺度。

(2)政论成为显学。国家意识形态压倒一切。董仲舒《春秋繁露》与班固之《白虎通义》。中国文化的政治中心主义,逻辑基础为“天人感应”,目的在于巩固人间秩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哲学与史学、政治与学术、思想与考据、无神与有神等)。

(3)谶(chèn)纬之学,道与方术的转承(公羊齐学)。知识与技术、宗教与迷信——中国民间信仰的泛神论传统。

3、魏晋玄思——寻根之旅,误入哈兰,滞留以玛忤斯。

(1)心灵不满。汉末个人的觉醒,藉道学复归。儒学的先验缺位,从未给心灵带来安慰。汉室倾颓,为思想突围提供了契机。与诸子对应,3世纪出现了“诸玄”:夏侯玄、何晏、皇甫谧、嵇康、阮籍、向秀、王弼、钟会、王戎等。

(2)道教兴起:“清整道教”。对死亡的敏感和对永生的追求。“贵生”、“幸福”与“道德”而弃绝了认罪与外来救赎。

(3)佛教入华。或始于汉明帝。对此岸世界的否定,这是一种全新的思想。贵生转入无常,安慰在于彼岸与轮回。佛教的中国化,个人的“救赎”——自力救赎,开始部分“三教合流”。

4、隋唐——合道成禅,中国的政教合一实验,第三场定居

(1)典籍重编:《艺文类聚》(624)、《五经正义》(642)、《隋书-经籍志》(656)、《文馆词林》(658)、《瑶山玉彩》(663)、《周礼疏》、《仪礼疏》(650-655)、《大唐内典录》(664)、道教的《无上秘要》、佛教的《法苑珠林》(666)等。这一次综合和总结可以看见佛教的影响。中国包罗万象的知识主义。“知道”的傲慢、贪婪与功用主义。再度一统思想的政治野心。这是第三轮大统一或第三轮偏安。

(2)“盛世”的爱世界潮流与禅宗的崛起。“仕途”与应试教育,科举贵族的诞生,世俗理想为中心,宗教也开始入世。三异教入华:摩尼教、景教和袄教。爱世与厌世一体两面,催逼心灵转向内心,由律而禅,由法而识,至于拈花不语,唯是一心。8世纪开始,南宗“自心即佛性”引领中国宗教“顿”入“空”门。最后消灭信仰本身存在的意义。无神论是最终的归宿。禅宗是异教的自杀。这也是韩愈等人倡导复古儒学的背景之一,高峰为会昌灭佛(844),道教之下流藉民族主义勉强自卫,中国义和团运动之先河。

5、宋明理学——复古思想,秦汉与隋唐思想的重演

(1)分裂。韩愈复古运动的继续。“洛阳反革命集团”:司马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苏轼、欧阳修等。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心怀不满的知识集团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墨家与孔家的冲突,是儒家内部的冲突。争论导致了返回正统和主流的极端主义,向玄学求助,“内转”为理学,就是必然结果。

(2)合禅为理。寻根,“万理归于一理”,理为中国人的终极关切。“终极关切”赋予了知识分子真理上的优越感,这是一种“文化禅教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不过理学内部有冲突,可从中“朱陆之辩”(鹅湖之会,理学与心学)看12世纪中国精神的某种不安: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张力。朱熹的新儒学重建“道统”(四书五经),并使儒学理想进入政治中心和百姓生活:宗族主义。理学的失败:伦理生活的混乱,迷信横行。

(3)明代理学。元朝完成了宋儒的制度化建构,宋代理学和蒙古政权相结合(许衡)。这是一场理学世俗化运动,精神直逼秦汉王道之学。儒学为君主专制主义辩护,在明代同样受到重视,并更加强调其实用性。在这种背景下,陆学复兴是可想而知的。王学(王阳明)就在陆学的未尽事业中站起来的,但更多得益于程朱思想的“欲理”(人心与道心)之辩。王学首先是对“官学”的抗议,然后是朱学的修正,“心即理也”。外在规则就这样被消解了。从神学的角度说,人无法靠行为成义,这是儒学的千年难题,不断将“义”主观化,则是中国心灵不断的自我解放或自我解嘲。这无疑又是一场禅宗的补救行动。与此同时,朱熹的“格物致知”(知识就是良心)的“成圣”之路,被替换为“致良知”、“求之于心”。王阳明的“死穴”在于孟子的性善论,“良知无不在”实为谎言。

6、明清的朴学与天学——遗民泪尽与浪子归来

(1)朴学:中国的精神哭墙

满清,17-18世纪的考据学。主流意识形态仍是程朱理学,出于面向清人和西学的双重民族主义自卫,也出于面对王学内部分裂及其空谈心性的反感,使中国知识分子返回古典——圣贤绝对正确。各种恐惧造成了述而不作的风尚,也暗含着对世代的审判与某种罪恶感泛滥成灾。

(2)基督教入华:置之死地而后生,启示真理系统化。天学的开辟之功及其妥协。

7、现代西学——最后的反动与联合抵挡;天开了

(1)国学的终结与回光返照;

(2)联合西学,政论成为话语中心。西方世俗小学一分为二,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

(3)中国心灵60年的荒漠化与神学的呼告(十字架神学与末世论)。

三、特质

1、精神特质:忧患、盲目与绝望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产生的三个前提是:惊讶、闲暇和自由。这三个前提在中国都非常匮乏。中国思想的产生背景是“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系辞》),进亦忧退亦忧,恐惧不安、多愁善感。中国思想的本质是移民思想加灾民思想。以“思想”二字为例。恖,《诗小雅》云,“思泣血”。思上为囟(xìn),儿头顶骨未合缝的地方,下为心。“头”与“心”为“思”的基本器官,未有平安之象。想:物未至而意之也。上“相”下“心”。所谓“相”,省视也。从目从木。看“相”这个甲骨文,带领我们回到伊甸园“智慧树”之下。三种人的“哲学”(创世记3:6a,“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与启示真理对立。人的努力有限,常常半途而废或频撞南墙。绝望成为中国思想另外一种精神品质。

2、历史特质:伪造、循环与预备

中国思想是(罪)人的冥想与对话——耶稣面前的彼拉多:真理是什么呢?人认识真理的绝对不可能;以玛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人在讨论他们根本不能明白的事物。不仅如此,人的无知却冒充有知,“人为”为“伪”。顾颉刚说:历史是由积累的伪史构成的。“中国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余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多少隙漏,可以看出它是伪造的,但经过二千余年的编造,能够成立一个系统”(《古史辨》,1923)。首先,思想是人对话题的选择,以己为中心的选择,已经开始偏离真理和说谎。其次,人对人的定义就是人造人,大多是假人。中国历史文学中的人都是不真的,“人没有这样的”。这一点可以与圣经里的人物对比,这是“神造的人”与“人造的人”之间的区别。中国人不认识神,也从来不认识人。编造把自己骗了。四大名著里的人物都是假人,新闻联播和中国文学里的人都是假的。仁义礼智信是第一场造人运动,戊戌以降,“新人”代表造人运动的近现代潮流。中国人不能接受圣经里的人物——选民和基督徒怎么那样,所谓“彼得难题”,所谓“耶弗他祭女”(士师记11:30-40)等。事实上可看殷墟人殉,甲骨文人祭(战俘与求雨)。一方面,我们一直被自己制造的伟光正和假大空给欺骗了,以为真有这种“伟人”。另一方面,我们自以为自己就很伟大,因此常常控告圣经里真实存在的人。中国政治史、文学史和思想史都是撒谎史。圣人、真人,为要人成为非人。以黄帝为例。马王堆帛书《十大经-正乱》,中国人文始祖皇帝乃是一位暴徒:“黄帝身遇蚩尤,因而擒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剪其发而建之天,名曰之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使天下咂之。上帝以禁。帝曰:毋乏吾禁,毋留吾醢,毋乱吾民,毋绝吾道。乏禁,留醢,乱民,绝道,反义逆时,非而行之,过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视蚩尤共工。屈其脊,使甘其俞,不生不死,悫为地楹。帝曰: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示后人。”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控告蚩尤,开始“舆论导向”。参考《史记·黄帝本纪》。理解黄帝之罪不难,参考创世记4:24,“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创世记6:11,“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创世记15:16,“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耶稣这样说,“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马太福音23:32)。也可以参考“登山宝训”,借此我们知道什么是上帝心意中的人;为什么说人是罪人;为什么人需要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中国思想史的第二个特征是循环,总是在外在(不)自由与内在(不)自由之间交替往复。不过我要强调中国思想史第三个特点,就是它一直在预备。它一直在讨论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是不知道何为道路、真理和生命。上帝在中国思想史中预备这道成肉身,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思想史不过也是“祂的故事”。

任不寐,2011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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