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蒙特利尔初夏这场学术盛宴；感谢资中筠先生和阎连科先生不远万里在这里开设文化讲座；感谢林炎平先生和《此时此刻》杂志社、麦吉尔大学及各位义工的精心奉献。
首先有一个问题要给每一位与会者：你为何而来？今天所有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是对“话语”比较敏感的人。我们今天是为话语而来：讲话、听话、对话。人类有三种哲学：唯物论、唯心论和唯道论。我个人持第三种哲学：话语是存在的基础和意义。今天是以话语为中心的聚会。首先，今天这里是一场对话，对话需要秩序的保障。也为确保对话的质量和效率，我们要求听众在会议过程中随时将您的问题写在纸上，举手递交给工作人员；最后由讲话者一一作答。其次，我们听话的人，要有所预备。如果你们所听到的，和你们自己所想的或想说的，完全一致，你们就浪费了一个晚上。如果你们所听到的让你们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你们就践踏了一个晚上，又违背了你来的初衷。愿你们平安。最后，讲话者。我不太喜欢“演讲”这个词，有“表演性的讲话”之嫌。我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是“有预备地讲真话”。“有预备”告诉我们讲话者的学术修养和对听众的尊重；而“讲真话”就是清晰地陈述事实、逻辑和价值——我们渴望的是完整的事实，周延的逻辑，普世的价值。欢迎林炎平先生。
一、爱国幻象
炎平在世界里最好的朋友是索伦；我在这座城市最好的朋友是林炎平——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他随众将《独立宣言》第一句话翻译成“人生而平等”，而我将之直译为“人被造平等”。人生而平等是普世谎言，而被造平等是超验真理。我一直愿意把炎平视为“海外爱国华人”的代表之一。这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叫海外爱国华人。这个新种族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叫肯定性的爱国华人：谁说中国不好我跟谁急。肯定派只是传说着上层的奢华、分享着编辑之后的历史余荫，却从不正视底层的苦难和当下有目共睹的危机。第二部分叫否定式的爱国华人，我批评中国的不好更是为了这个国家好。他们用普世价值聚焦中国的制度落后，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地教导中国人怎样做公民。这是我和炎平的局限：我们只是享受着公共批评的逻辑快感和救世欲望，我们不可能承担国内政治批评或宪政改革带来的逼迫与风险。
两派海外华人就这样共享了政治言说的道德悖论：陈世美抛弃了秦香莲娶了伊丽莎白，但谁说秦香莲不好，肯定的陈世美不高兴，后果很严重；否定的陈世美一边和伊丽莎白翩翩起舞，一边批评秦香莲很不堪，还要标榜，我这是为秦香莲好。各位，古代的陈世美只是邪恶，并不伪善。海外爱国华人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现象”：中国的精英阶层正在离开中国，并且是在中国最“崛起”的时候。这造成了两个致命的后果：一方面，中国的决策机构成了“外国人家长会”。昨天新华社说：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恶棍；我一想到他们把自己的儿女送到世界最大的恶棍那里，就老泪纵横。另一方面，整个民族失去了对抗政治黑暗和敏感文化使命的精英阶层。由于精英缺席，这个民族的对黑暗的承受力越来越强，而其修复和自我更新托付给了底层的忍无可忍和军权的交易失败。
换言之，这个国家正在自我放弃，而我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我盼望海外中国言说能平衡上述的伪善。正因为如此，我们请来了资中筠和阎连科先生，我们希望中国人说中国。“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有请阎连科先生。
二、道德谎言
谢谢阎连科先生。今天诸位在这里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有一个未了之愿：谁来续写红楼梦。连科刚才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续篇。我建议将之命名为《青楼梦》——开篇之处也是一僧一道，两个人的梦是相通的；贾宝玉网名雷政富，怡红院御赐新名：国内动态调查委员会；十二钗是北京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连科兄的发言将我们带进一个比较深刻的话题之中，就是中国及其文学。中国文学相对于西方文学，至少存在三个特点。
第一、文学政治化。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基本上都可以称为作家。中国作家是世界上负担最重的知识分子：他同时承担着希腊哲学家、希伯来先知和中国政论家三种角色，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其中最重的负担，就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负担。作家自己以及人民同时要求作家必须有社会关怀，于是在中国，社会关怀和终极关怀之间的张力不复存在的。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终极关怀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社会关怀失败之后的自卫反应。刚才阎连科先生谈到沈从文。事实上即使这一派作家，即使沈从文的《边城》，背景仍然是红墙绿瓦和十里洋场。
第二、政治道德化。正是因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中国作家笔下的政治关怀只能将政治道德化。中国的反对运动总是将政治变革变成一种价值运动。他们认为台上的统治者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小人，因此应该由一群新的道德阶层即民间君子取而代之。西方现代政治产生于税率的谈判，而中国政治变革起源于道德控告，终于道德破产。就这样，中国历代政治批评都失去了中国问题和人的问题的根本，中国历史只能在道德失败和道德专制之间循环往复。中国政治革命的开端总是：很多雷政富李广年扒下一头雷政富李广年的短裤；而中国政治胜利的结局永远是，雷政富李广年换一条短裤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又站起来了。道德论断是伪善对伪善的精神胜利，是戏子对影帝的嫉妒，是一具肉体用另外一具肉体的遮盖。道德论断是魔鬼赐给中国人的网络游戏和写作灵感。
第三、道德拟神化。我们不能否认道德和良心的价值。但是，良心从起初是一个应然判断，但在运行的过程中，就变成了实然判断——我是良心，我说故我在。我总是看见正在道德审判的人，他把自己看成上帝，先天人合一，然后一定替天行道；同时，他觉得自己在雷政富和李广年面前惊为天人。然而靠着我自己的信仰，我知道他是谁。刚才连科谈论国内道德失序之种种，我一直感觉他在说我——因为这些罪我多少也犯过，至少我里面曾有这样的“中国梦”。道德批评的本质就是一群同样的罪人合伙假装对另外一批罪人义愤填膺而毫不脸红。这种伪善更邪恶，使革命的本质显示为嫉妒。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阶级及其道德先锋队、中国古代或异教社会的君子豪杰人上人、基督教加尔文主义双重预定论中的选民，这些作家关于人和自己的弥天大谎，成了革命和专制的合法性。
然而反省和突围已经开始了，阎连科先生的发言证明了这一点。我也深信，资中筠先生的发言，会极大安慰我上述评论给大家带来的不安。欢迎资中筠先生。
三、宪政图腾
谢谢资中筠先生，她的发言实际上介绍和纵论了过去一百年的留学生历史。我们能从资先生的发言中看见先生治学的严谨，这篇论文也是“事实、逻辑和价值”的一种典范。关于中国100年留学生的历史，在1949年以前，大约有三个高潮。赴日留学，我们带回来了现代民族主义和早期的东方主义；赴法留学，我们带回来了共产主义和大革命的意识形态；赴美留学，我们带回来了宪政主义和实用主义。中国思想文化界对美国精神的介绍和诠释，以胡适为代表影响到今天，就是囿于杜威詹姆斯这个实用主义的视野。于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纠偏，正如刚才资先生谈到了庚子赔款和教会大学。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如果没有传教士入华，没有西方先派这样的“留学生”进入中国曾经教难，中国的留学历史是不可想象的。前不久中国犹抱琵笆地承认了司徒雷登的政治贡献，也开始正视他的宗教信仰。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不过我想重点说说宪政主义。晚清宪政改革以来，特别是到了今天，关于中国新政治文明的制度蓝图，已经烂熟。所以中国人缺乏的不是将这种政治文明启蒙给比你还清楚至少没有你想象那么愚昧的国人。中国人的问题不是无知，而是精明；不是狭隘，而是实用。你不可能启蒙一个故意说谎的人。“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拆毁一切谎言的帷幕，只剩下一个真正的中国问题：制度前景在那里，问题是，我们怎样到达那里。
不是学术理性而是殉道逻辑才能跨越从制度启蒙到制度实践这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好男儿是怎样炼成的”。最近有一场争论，何为苏联变革时期真正的男儿。我同意胡先生对男儿的定义，他说的本是常识。但是，这样的男儿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苏联红军”中的男儿至少可以上诉到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他们实际上是当时俄国的红二代、官二代，太子党；他们以殉道的方式起来了。理性可以描述了制度变革的必要性，但理性主要是鼓励别人去实践，又常常急切攀比着别人的懦弱，要求着现场结算。殉道动力失丧，根本原因是兑现者缺位。人民和历史不是真正的殉道补偿者。《梅内克塞诺篇》说悼词只是虚构了一个“最幸福的岛屿，因为我们的发言人技高一筹”。安东尼奥-托瓦尔说：“苏格拉底的死亡中最可怕的，是雅典继续走它的路，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于是苏格拉底说，真正的困难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逃避不义。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胜过死亡才能逃避不义。死亡是良心不可能规范性地胜过的试探；除非你在信仰里相信复活，相信死亡已死。事实上，苏联的男儿正是在托尔斯泰们的“复活信仰”中出来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俄罗斯男儿精神的来龙去脉：茹可夫斯基（1783-1852）、普希金（17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果戈理（1809-1852）、恰达耶夫（1794-1856）、屠格涅夫（1818-1883）、妥思诺耶夫斯基（1821-1881）、托尔斯泰（1828-1910）、别尔嘉耶夫（1874－1948）……这些基督教作家是“红军男儿”的精神教父。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9月斯大林接见了东正教的几位最高领导人，1988年戈尔巴乔夫支持苏联倡议联合国在世界上大规模庆祝基督教传俄1000年。苏联的昨天是我们的昨天吗？我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制度问题，而制度问题的根本不单是“经济基础”的问题，而是殉道问题；而殉道的目的主要不是热爱世界，而是开始转向天国。现在是问答时间。
四、犬儒绝境
谢谢各位的问题和回答。在金文以前，中国汉字只有“问”字，没有“答”字。“问”字告诉我们，人是提问的存在；且拘禁在问题之中。但先秦我们只有问题，没有答案。诸子只是提问者，没有一个人是终极答案。秦汉以来的答案都只是貌似答案。事实上，十四世纪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的复兴而十六世纪人文主义的衰落遵循同样的逻辑：人的提问及对人的答案的连续绝望。人的问答只能触摸历史事变中的个别因素，但永远不能回答将这些因素集中起来促成事变的那种力量。而人在问答中的不可一世在反驳中从文学到谩骂无节制堕变，只能自我沉陷。然而问答只是开始，开始赋予了我们荣耀。
第一、我们是少数人。我们要知道，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失去了问题意识。人们并不关心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这些问题。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清醒的处境。因为这个处境，苏联的今天也不是我们的今天。今天与中国普世派和维稳派并列着第三大思潮，即逍遥派。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犬儒主义。中国根本不存在沉默的大多数，而是犬儒着或讥笑着的大多数。首先是物质消费主义，以娱乐为上帝；其次是价值相对主义，以自相矛盾；最后中国的实用理性，胆小如鼠演绎着假冒高深和玩世不恭。逍遥派用谣言和多数绞杀了所有牛虻和电鳐，消灭了中国的学术理性和殉道热情，将中国送入历史的黄昏。此时此刻，我们目送着文明的落日缓缓西沉，想伸出手来，却抓不住一片夕阳。我不能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时代，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第二、我们不是上帝。关于未来，我们并不知道答案。我们只是一个发问者。但是提问显示了我们存在的不安和存在的意义。我们有一种能力，就是对存在做出反省。我们看见了存在的危机，我们渴望改变，渴望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但我们不知道道路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将前往何方。16世纪晚期，意大利人开始远行，同时欧洲开始宗教改革。这不是中国的情况。100多年前，一位美国政治家从中国回到美国，他在美国国会上说：“那个国家到了悬崖的边上”，全场一片寂静。但他的第二句话是：“5000多年来，这个国家一直在悬崖边上”。5000多年来，40年来，我们一直在移民：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西方。现在，此时此刻，地上已经没有新地方了。我个人的领受是，我们一起寻找，但我们仍然无家可归。
但愿这个黄昏充满了温馨，因为我们毕竟一起在追问，一起寻找家园；我们都是西庇阿之梦的寻梦者。顺便说一句：我个人正开始一场新的移民。谢谢大家，朋友再见，各位晚安。
任不寐，2013年6月25日（这是整理稿，是现场发言的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