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20年：也很震撼“汉朝文化”这个穷本溯源的探讨。也从此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当年福音传给沛公，毛公，也许历史将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霾国很多悲剧也都可以避免了。不知先生有何高评。
平安。耶稣寻找沛公的事，我在合适的时候，会通过彼得前书3:18-19的释经，详细讨论这件“公案”。今天我们只说说耶稣寻找毛公的故事，这是中国现代史真正可歌可泣的故事。复活的基督吩咐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19）；这万民包括毛泽东。基督的门徒也作见证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2:4）；这万人包括毛泽东。耶稣和祂的见证人，是否在说谎呢？如果是这样，基督徒就比所有的异教徒和不信者更可怜，我们只是一群巴勒斯坦鸦片的受害者，如同延安罂粟的受害者。不仅如此，如果福音根本没有临到每一个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毫无公义而言。所以答案只有一个，耶稣穿越时空寻找罪人和病人，而且福音一定临到了每一个人。
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无论是长沙还是湘潭，晚明以来，一直有传教士在那里践履使徒行传1:8的使命。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湘潭建第一座小教堂，葡籍耶稣会会士穆迪我在此传教。不久，湖南教区覆盖了毛的故乡湘潭,包括韶山。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方济会意大利传教士蓝月旺（Francesco Maria Lantrua，1760年3月15日－1816年2月7日）被监禁五年后，在长沙受绞刑。这位殉道者在中国传道8年，有7000人受洗；最后4年在湖南。1875年，湖南最早的新教传教士祝名扬和都夭德（Adam C. Dorward）来到湖南。另外一位更著名的客死长沙的传教士，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年5月21日－1905年6月3日），大约有18000中国人藉着他的事工归信基督；1905年6月3日，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而就在前一年10月，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在基督教圣公会教士黄吉亭掩护下，成功从长沙逃往上海，最后逃去日本。1914年美国传教士在长沙创建湘雅医学院，就是后来的湖南医科大学。内地会美国传教士1917年创办了湖南圣经学院，1930年代，陈崇桂主持该校工作。1937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避战火，南迁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租借湖南圣经学院为其校址。次年2月，该校西迁云南，即西南联合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精英，在湖南圣经学院都与耶稣擦肩而过。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在湖南的传教中心包括湘潭、湘乡和长沙等地，这是青年毛泽东的故乡。而毛泽东最近距离接触的传教士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M.C.A. in China)的晏阳初，晏阳初（Y. C. James Yen，1893年10月26日－1990年1月17日）在长沙进行的平民教育运动，毛是其学生之一，那是1920年。
毛泽东和他的队伍在革命年代与教会也有很多接触。有时候，他们常常征用教堂作为临时办公地点。其中更有激烈的冲突。1934年10月1日，瑞士传教士薄复礼（Rodulf Alfred Bosshardt，1897-？）和妻子由旧州前往镇远的途中，同任弼时、萧克、王震、贺龙率领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红六军团要求薄复礼暂时不要离开红军，以帮助筹措经费或医疗用品”。薄复礼与该部队长征达560天，经过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云南5省，行程达一万公里，1936年4月在云南被释放。11月，他将在红军中的经历出书，The Restraining Hand。薄复礼是戴着镣铐的随军牧师。另外一位传教士命运更为悲惨。 1934年12月8日，美国的师达能牧师夫妇（John Stam，1907年1月18日- 1934年12月8日；Elizabeth Alden Scott，1906年2月22日-1934年12月8日）在皖南旌德县被红军方志敏部绑票。“中方”索取2万元赎款，被拒绝后，将师达能夫妇撕票杀害。方志敏有《可爱的中国》一文传世，师达能牧师夫妇的遗孤现在美国。1949年，比利时的天主教神甫雷震远（Raymond J. de Jaegher，1905年－1980年）远离开中国，有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一书出版。雷震远在抗战爆发后一度代理湖北安国县县长，1943年被日军逮捕后囚于山东潍县集中营。抗战后他仍在华北传教，一直到1949年赴美。最后一场冲突应该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这件公案直到21世纪才开始恢复本来的面目。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1962年9月19日）生于杭州，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日军关押在北京，直到1945年8月获释。1945年秋天重庆谈判期间，曾被毛泽东宴请。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被“中国左派”极尽挖苦之能事，又在美国被“美国左派”极尽凌辱和逼迫。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他的这一愿望始终无法实现。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被低调安葬于中国杭州半山安贤园。耶稣从未亏欠霾国。
不仅如此，基督的爱和忍耐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仅仅为拯救一个人，祂会多次多方地临到罪人。因为祂“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3:9）。借着摩西，福音十次临到了法老。所以我常常说，我在旧约读到的是上帝的爱，而不是“旧约上帝的残暴”。大洪水前，上帝在玛土撒拉中忍耐了人类一千年，又差遣挪亚去传义道。所多玛被毁灭之前，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的“扯皮”让人感慨万端，让我们知道何为上帝的心肠，那种忧伤与后悔。然而每一次“博弈”不仅仅是言辞上的，也有“历史事实”作证；正如“十灾”从不是文学虚构一样。但那能从“十灾”中读出救恩信息的人，有福了。而如果在每一次灾祸中，人真的能够灵魂苏醒，悲剧就真的终结了。神常常藉着至近的人临到我们，包括他们死亡和苦难。“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
为了摆脱愚妄人的纠缠，我需要说明，此文与政论无关，也与“下三滥的自由主义”无关。我现在想谈谈毛泽东的家庭，所引用的资料是公开出版物。毛一生有四位正式的妻子，这四位女子的命运都非常悲惨。现代中国“第一家庭”的悲惨命运，极为深刻地显明了霾国百姓或世上罪人的普遍悲剧。发妻罗一秀20岁夭折，第二任妻子杨开慧被杀害的时候不到30岁；第三任妻子贺子珍患精神病悲惨死去，第四任妻子江青被捕入监，被公开“审判”，最后自杀身亡。更悲惨的命运临到第一家庭的孩子。毛共有十个儿女，大部分夭折、失踪和牺牲。夭折和丢失的就有6个孩子，有5个为贺子珍所生。贺子珍是毛泽东妻子中唯一一个“自然死亡”的。但她的命运实在最为可怜。所有做过丈夫和妻子的人，所有为人父母的人，当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罗一秀生于1889年10月20日，1907年与毛泽东结婚，当年毛泽东才十四岁, 罗一秀十八岁。她在毛泽东家生活了3年。显然毛家对她很敬重，《毛氏族谱》齿录卷十五中说：“(毛泽东)原配罗氏，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丑时生，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初二寅时殁，葬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堕，酉山卯向。”毛泽东遗作“虞美人”可能证明他对一秀是有感情的。反抗封建婚姻礼教是妄说，带头帮助撒谎的是美国人斯诺。“幼年所娶的妻”（箴言5:18）的不幸离去，使人如此近距离地思想死亡的毒勾（哥林多前书15:55），但这样的启示并没有被接受。
特别令人震撼的是，毛的另外三位妻子几乎都是经历过教会学校的教育，又同时是教会学校的造反者或逃学者。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出洋留学的人，这也是后来开慧在长沙进入湘福女中读书的背景之一，如今，“长沙市十中”仍然将杨开慧列为“著名校友”。 湘福女中1913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遵道会、循道会成员牧拿亚女士创办，这是一所非常“保守”的教会学校。就是在这里，开慧和后来成为柳直荀烈士夫人的李淑一成了同学。当时这所教会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师母”，她要求学生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而开慧在这里显示了她“硬着颈项”的“自由精神”：“不读《圣经》不祷告，亵渎耶稣，又不做礼拜，破坏校规”。开慧率先剪发。并称：“耶稣也讲自由，你们不能干预学生”。开慧最后被湘福女中开除。不过也有人说，开慧离开湘福女中也出于自动自愿，理由之一就是要与毛“未婚同居”，而这一举动，是教会学校不可能容忍的。当然，这也可以视为新青年的爱情壮举，尽管有消息说，毛对这场爱情并不忠贞。但是开慧显然从始至终都是一位好妻子。当然，她的悲剧也开始了。这个悲剧包括她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的夭折或失踪。开慧后来的遭际家喻户晓，我不在这里赘言。杀害妻儿显示了霾国政治的残暴，但这残暴总是基本对称地表现在两个方面：残暴的革命和残暴的镇压。开慧一直到死都深爱着外出革命的毛，而在她被监禁和杀害的日子里，毛已经在井冈山开辟了新的“爱情”。开慧在独居的煎熬中写了八篇文章，有两个方面让人印象深刻。一方面是对毛刻骨铭心的思念：“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怎怎都不能不爱他，我怎怎都不能……”开慧在她的文字里遥望远方，反复呼喊，“归来哟，归来哟！”但革命是一去不返的旅程，不可能顺服浪子回家的呼喊。据说毛听到开慧的死讯后有这样的话：“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另一方面，开慧终于开始反省自己的“信仰”了。开慧恢复了从教会学校熟悉的祷告生活，尽管她的祷告是“不合圣经”的。“我常常默祷著：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然后开慧开始“告别革命”：“现在我的倾向又入了一个新时期，我想在学问里头，得到一些滋润物，把我已枯的生命，灌溉扶持起来！或许能有一个新的发现，或许有一天我要叫著，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唉！杀，杀，杀！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呵！？我不能去设想了！我要一个信仰！我要一个信仰！来一个信仰罢！！”听见这样的呼喊，泪透青衫。
有人这样记述开慧之死：“在冬天的寒风里，没穿外套，年仅二十九岁的开慧，被绑著押过长沙的街道。路上，一个军官下令给她叫了辆人力车，士兵们在两边小跑。刑场在城门外，四下是一片荒坟。行刑人开枪后，把她的鞋脱下来扔得远远的，怕死者的魂魄追著他们索命。行刑人回去吃午饭。饭后听说开慧没被打死，他们中的七个人又回去补枪。他们看见她脸朝上躺著，在极度痛苦中，手指深深地戳進了冻硬的土地……”
1930年11月14日，开慧喋血。1928年5月，毛与贺子珍结婚。毛泽东这样评价第三任妻子：“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贺子珍年轻时就读于芬兰内地会女传教士所办的永新女子学校，算是“永新县城的风云人物”，“永新一支花”、“永新三贺”之一。但是贺子珍同样厌恶教会学校的宗教规条，讨厌学校里“念不完的圣经，做不完的祈祷”。贺子珍认为女传教士的这些陈词滥调是伪善的，“上帝爱一切人，人们也应彼此相爱”；“只有人人都信奉基督，世界才有安宁，人们才能获得幸福。”贺子珍的理想是，“我想去摸索一条新的道路”。我不想赘述子珍惨绝人寰的一生。她身上背负17处弹片，与毛共有10胎，生了6个，存活4个，3个失踪。子珍余生大部分时间在苏联和中国的精神病院度过。子珍没有在晚年给这个世界留下任何话。1947年贺子珍从苏联被释放回国，但毛泽东已经和江青同居。毛与江的“爱情”从1937年就开始了，那一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江青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住所自杀身亡”。江青1914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1926年因与老师冲突，被学校开除。查阅诸城县志，我们会看到，光绪十三年（1887），德国神甫来诸城传教，在建华镇建立教堂；光绪十六年（1890）春，瘟疫大流行，瑞典牧师狄德奎来诸城传教，建立瑞华基督教浸信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德国神甫毛四德在天主教堂建约瑟医院1处，建华德中学堂1处……显然，“基督到过诸城”。风雨经年，当后来中国人在电视上看见中国第一夫人成为阶下囚和嘶声力竭的呼喊时，我也在其中。那时候我还小，在小人书和宣传画册上看着这位卡通化的胖胖的老太太。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迷惘。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耳畔都在回想那刺耳的呼喊，听起来像是喊“救命”。丈夫已经不在了，“人民”不是上帝……
我也一直觉得江在我自己的里面呼喊，一个很熟悉、很熟悉的小老太太，在霾人的灵魂深处。她不是完全无辜的。正如毛也一样。特别是2004年以来，我开始在《枯树赋》中重新思想这个霾国的代表或精神符号。延安时代就和毛一起生活过的一些人中，有几位我也相熟，甚至有过一段密切的接触。包括刚刚去世的新华社前社长李普和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和仍然健在的做过毛的秘书的李锐。他们到了晚年开始回归他们年轻时候的民主理想，我相信这是真诚的。但是，他们不能再往前走了，不会再往前走半步，返回童年的“教会学校”。所以当李普和胡绩伟去世的时候，我在心痛中并没有写下任何纪念和回忆的文字。很多时候，我们胜不过“命运”强大的力量，除非奇迹发生。毛泽东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战友”，名叫张国焘。我对他们之间的政治纠纷并无兴趣，但张国焘的结局出人意料。1979年，张国焘82岁时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老人院里，而死前1年，他归信了基督。也许，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平安的一年。另外一个例子是陈独秀，当然，他没有走那么远。陈被开除后在国民党监狱里，写过这样的诗句：“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这些话被另外一位姓蒋的大人物重申在他著名的日记里：“……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
虽然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和反省的文字不能改变别人，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人的心态。像很多当代中国人一样，毛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但如今我可以说我和他经历了三场“爱情”。第一是青少年期的全然崇拜。第二是“80年代”以来的全面厌弃。第三就是到了今天，我即使阅读Jung Chang的著作，也不再有阅读的快感了。有一种怜悯的心情拂去还来。我面对的根本不是什么“全宇宙最伟大的人物”，也不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暴君”。不是的，不全是。这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且与我有关。一方面，他的的一生是子散妻亡的一生，又让更多的家庭妻亡子散。这个可怜本身面对的悖论，使可怜成为至为可怜者。但另一方面，可怜之情一点儿也不让我上升为“属灵表演艺术家”。我没有资格可怜这个可怜人，因为我不断发现，在我灵魂的深处，在很多事实和渴望成为事实的潜意识中，这个可怜人就是我自己。毛总是以某种方式活在我身边的人身上，包括那些因愚蠢而崇拜他的人和因仇恨否定他的人身上；也活在我自己身上。于是不是毛在歌哭枯树赋，而那是每个我的枯树赋。然而你不能说，基督没有找过他。凯撒家里也有人得救。“众圣徒，特别是凯撒家里的人，都问候你们”（腓立比书 4:22）。就是希律的家里，也有叩门开门的见证。“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路加福音 8:3）。耶稣到过井冈山，也到过每一个城市和乡村。耶稣爱你，耶稣正在寻找你。问题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可怜，或者正是藉着可怜，被找到了。反过来可怜却成为我们自义的资本，成为抵挡基督的世俗小学。
有很多声音向我聚集。“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以赛亚书40:6）。回想每个人的命运，也许最幸福的人，反而是罗一秀了。那个用“先行到死”把自己和世界、埃及、所多玛分别出来的农村女子。然而，她“向罪死了”，却不是向基督活着。死亡或幸存并不是价值判断的终极标准，救赎和永生才是。在这里我们不想和“政治基督徒”陷入争辩，“政治正义”有自己的道理，但只是揪斗于“非正常死亡”，这是他们的“终极关怀”。事实上按这个逻辑，使徒的死都是不公义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废弃了死的权势，实际上让教会不再用死，而是用生，来救赎世界，让人悔改得生命。所以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基督徒当在一切“政论”中铭记这段话：“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搀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3:1-3）。政治浩劫的幸存者，和“毕竟灰黄过一次”的那些人一样，都是不同形态的“可怜人”，是判决“死缓”之人而已。他们在各处擦拭伤口，然后告诉我们，“真的不痛”。但我深知，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安慰。事实上崇毛批毛者，都是从未真正得到安慰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未来。在偶像中没有安慰，在偶像的破碎中更没有安慰。最后只剩下让你厌弃的一条道路、真理和生命。这要求你敏感和顺服拿撒勒人在井冈山上的寻找。然而后现代的霾人，不过继续重复教会学校里的开慧和子珍的倔强：“我真不想听你传道”。然后，他们继续重复开慧和子珍后面的日子，或者委身于毛，或者委身于毛。
任不寐，2013年2月6日
附图：1946年传教士在湖南拍摄的照片